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

“救火隊長”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為“文化大革命”標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裡，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沖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做了規定。

全會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了一項議程：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改選結果：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的名字排列緊接毛澤東之后，成為接班人，而劉少奇由第2位的接班人資格后排在第8位。且林彪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等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林彪還在接見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贊揚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號召他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動，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后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周恩來在沒有任何准備的情況下被卷入這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講話中，他多次表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盡管他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燒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壞程度如此之嚴重，完全出乎周恩來的意料。隨著局勢的發展，全國混亂局面日見嚴重，周恩來看在眼裡，急在心頭，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所能做的就是憑著強烈的責任感去“救火”，盡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損失，盡可能地控制全國混亂的局面。為此，江青一伙公然諷刺周恩來是“救火隊長”。

“文革”剛開始，許多老同志與周恩來一樣，覺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不斷升級，運動發展到出現打、砸、搶，到處奪權，一片混亂，一些部長級的老同志意見越來越大，他們有時也會到總理處發牢騷，講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周恩來聽到這些話，很焦急，生怕這些老同志發牢騷會帶來麻煩，他就很難保他們了。周恩來多次對老同志們說：“你們說話時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們再這樣講，發牢騷，我也沒法保護你們了。”他讓秘書傳他的3句話給老同志：心中無他，積極革命﹔實事求是地檢查﹔特別是不要承認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他還說：“‘文化大革命’好像洗臉。洗過臉特別精神嘛，一定要正確對待。”

為慎重起見，周恩來還寫了一封密信，讓秘書帶給一些老帥、副總理、部長們，信的大意是：你們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難，不要節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總之一定要謹慎言行、小心處事。

周恩來交代送信的秘書：把信親手交到這些老同志手上，當面給他們看完后再讓他們簽名，然后你再帶回來。

秘書拿著總理的親筆信，先后到過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賀龍、余秋裡、譚震林等人那裡。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動，明白這是周總理對他們最大的關懷與愛護。

等他們看完信，秘書再將簽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隨即把信銷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