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5】

千方百計維持經濟正常運轉

“文革”初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主張將“文革”局限在生產領域之外，以免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及其《補充通知》，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及縣以下基層生產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不能一哄而起，影響生產。

為避免紅衛兵運動的洪流泛濫成災，周恩來指示改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

紅衛兵聯絡總站設立后，9月1日召開了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座談會，周恩來親臨會場，坦率地對紅衛兵代表們說：“現在的紅衛兵組織並不嚴格也不嚴密，會被壞分子鑽空子。紅衛兵第一步是組織起來，第二步是聯合起來。”他最關心的還是生產和業務，一再強調，運動不要影響和干擾生產部門和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打擊面不要過寬。周恩來苦口婆心地說：“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工廠不能放假不搞生產，服務行業不能停止供應。熱電站是一秒鐘也不能停的。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要尊重那裡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拿我們放假搞革命的辦法去要求他們。”

次日，周恩來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強調必須向紅衛兵講清楚政策，紅衛兵串連要保証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保証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保証廠礦企業的生產不受影響、生產不致停頓。

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做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准備討論通過《意見》，早日下發。然而，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有恃無恐地否定了《意見》。康生說：“我看這個《意見》如果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戚本禹在一旁幫腔說：“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由於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對，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廳。秘書把一份剛剛收到的《要事匯報》送到了正在伏案辦公的周恩來手中。《要事匯報》上記錄了黑龍江省雙城縣人委來電反映的一些情況和提出的問題：縣委和縣委書記都被斗垮了﹔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許多生產隊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干部大多數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陷於癱瘓……

基層組織癱瘓，最要命的是生產無人負責。秋收臨近，這將關系到國計民生，必須盡快拿出辦法來。

周恩來本來以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他最擔心的是這場運動影響生產。然而，現實告訴他，“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無情地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

周恩來充分意識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壞性的狂潮，難度是相當大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澤東支持，硬頂是不行的，必須講究斗爭策略。有些事情，隻能盡量避開中央文革小組。

周恩來拿起電話，要通了陶鑄。他與陶鑄商量，要盡快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以保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廠、農村原則上不宜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他要陶鑄組織起草一篇強調革命不能影響生產的文章作為《人民日報》的社論。

周恩來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裡、谷牧等人商量一下，負責起草有關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主持起草的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社論強調，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時，要保証生產的正常進行。

幾乎同時，李富春也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起草好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做了修改、審定后，於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進行討論。

討論一開始，中央文革的人滿臉怒氣，對這種與“文革”目標相去甚遠的文件極為不滿。他們百般刁難，說“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下發這樣的文件，會給運動潑冷水。

雙方意見截然相反，會議最后沒有結果，不歡而散。

周恩來隻好另謀他途。當天，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以及農村和工礦企業對隻抓革命不抓生產表示擔憂的一系列材料報送毛澤東，請最高統帥定奪。他還提議，這樣大的問題，還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

在9月10日的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在傾聽紅衛兵代表提出的意見后回答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提醒紅衛兵注意：“我們要破的是四舊，要反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不是所有的黨政領導者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那樣看，把黨中央放到哪裡？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落空了嗎？不能亂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周恩來不厭其煩地向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試圖使脫了缰的野馬不要走得太遠……

再說，周恩來送上的文件在毛澤東那裡壓了幾天。9月14日，毛澤東大筆一揮，批道：“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立即把兩份文件發了出去。隨著文件的發出，農村和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斂，“文革”泛濫成災的洪水，遭到了頑強的阻截。

次日，毛澤東第3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師生和百萬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講話強調紅衛兵串聯不要干擾工農業生產。他說：“搞好工農業生產，關系很大。它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系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系到城鄉人民生活，關系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關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他那略帶些沙啞的嗓音，表達了為維系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所持的堅定態度。

為達到說服教育紅衛兵的效果，周恩來打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旗號：“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証‘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

然而，林彪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形勢越來越好。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同學們，你們的斗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做得對，做得好！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對於那些無政府主義思想濃厚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他們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中央文革一伙借機攻擊周恩來的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9月25日，他利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的機會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過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到了，不抓怎麼能行？”

周恩來耐心地做解釋工作：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過了，而貨運量卻大大減少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影響國家的建設了。工人、農民總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產了吧？否則，我們吃什麼、用什麼！

周恩來的話，實實在在，沒有人能夠當面說這樣的話不正確。但這些話卻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滿。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怒氣沖沖地指著陶鑄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陶鑄不客氣地頂她道：“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

江青聽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來嚷道：“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麼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對毫無組織紀律觀念，隻知野心膨脹的江青，周恩來忍無可忍，回敬道：“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見周恩來也不買她的賬，江青轉而怒目說：“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周恩來毫不退讓，說：“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麼、用什麼？”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爭不過周恩來等人，起身拂袖而去……

林彪、江青一伙為了亂中奪權，不顧人民死活，不惜干擾、破壞工農業生產。這年10月初，林彪責令全軍文革小組起草《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隨即掀起了一股亂軍的狂潮。10月9日，陳伯達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什麼“革命不能沖擊生產是‘怕字派’”，不指名攻擊周恩來。他陰陽怪氣地說：“‘怕字派’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文化大革命’，生產就不好進行。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萬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周恩來對於陳伯達這種公然無理指責，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陳伯達的這篇講話不能傳出去，因為現在還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卻故意將陳伯達的這篇講話擴散到社會上。為此，周恩來繼續採取應對措施，為維系國民經濟運轉頑強抗爭。

為消除陳伯達這番謬論的誤導，周恩來親自主持起草題為《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11月9日，他在主持討論這篇社論的會上，針對陳伯達的講話，反復強調生產建設不能停頓的重要性，批駁隻抓“革命”不講生產的謬論。他嚴正指出：“不搞生產，國家怎麼辦?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根據周恩來意見定稿的這篇社論鄭重宣告：“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裡面，在一切科學研究和設計部門裡面，在農村裡面，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因為，“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工業生產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這是常識范圍的事情，誰都會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