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爾均：我們兄弟姐妹沒有一個是給予特殊關照的

　　我第一次見七伯、七媽是在上海，時間是1946年的夏天。我那個時候在江蘇高郵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沒錢升學讀書，聽說七伯周恩來到了南京、上海與國民黨談判，我和哥哥就找他們來了。我們見面是在上海馬思南路107號“周公館”，馬思南路現在改稱思南路，門口挂著的牌子還是當年的牌子，英文是“周恩來將軍公館”，實際上是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用這個名義，為了便於對外活動。到那裡后，是陳家康同志接待的我們，問了情況以后，他通報給七伯、七媽，他倆很快就從樓上下來。七伯、七媽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也十分關心，詳細地詢問我們這些年來的情況。特別是見到我們由於經濟困難，一路從蘇北走路、坐船過來，缺吃少穿，臉上還長了瘡。七媽很疼愛地說，你們受苦了。她拿來藥膏親自給我涂上沒兩天就好了。七媽去世之前的幾年，有一次，她老人家同我和我愛人鄧在軍談起當年的情況，七媽說：“那個藥叫‘如意膏’，效果很好，是進口的，現在沒有了。看來，這樣的藥還得進口一點。”50年前的往事，這樣的一個細節，她老人家都記得清清楚楚。

　　然后，七伯、七媽把我們帶到他倆的臥室，關心地問我們是做什麼來了，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們說想升學上高中，也想跟著你們干革命，希望能到延安去。七伯、七媽說，這個事情我們要好好商量一下、考慮一下再定。

　　當時，我們是臨時寄居在上海的舅舅家。住在施高塔路，現在叫山陰路，在虹口那兒。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七伯和七媽專門到舅舅家來看我，是坐了車去的。我那時看到的七伯、七媽顯得特別年輕，七伯穿的是西服，七媽穿得也漂亮，上襟還佩了一朵花。我說：“七伯、七媽，你倆看起來好精神，真漂亮。”七媽就說：“你們不懂得，我們在這兒需要這樣的穿著，便於在敵人的心臟裡邊活動、減少敵人的注意，也可以給你們舅舅家裡減少麻煩。我們在延安住的是窯洞，穿的是土布衣服，跟這兒根本是兩種情況。”

　　那次我們一起聊了很長時間，七伯、七媽才離開。后來他倆又找我們去思南路周公館，專門談我們所提的要求。七媽說，我和你們七伯一起商量過了，你們還是就地升學為好。我們與國民黨談判的形勢很不樂觀，內戰隨時可能打起來，也想過帶你們去延安，恐怕有困難。你們還是留下好好讀書，長知識，以后會有機會參加革命的。七伯說，要相信黑暗畢竟是暫時的，你們年輕，前途是光明的。他倆給我們留下了錢，還把七伯的衣服拿給我倆，每人分了一點。七伯、七媽還囑咐我們，這裡周圍有不少國民黨的特務在監視，好在你們年紀還小，但也要提高警惕，特地交代了一些我們注意擺脫特務盯梢的辦法。我們就按兩位老人家的意思留在上海念書，一直到高中畢業，后來於1949年6月參軍到了二野部隊。

　　回憶這段往事時，我曾經想過，當時如果能和七伯、七媽一起到延安去，早3年參加革命，對自己的成長會更有利。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還是七伯、七媽對這件事考慮得更周到，更著眼於長遠。50年代我從外地調到北京工作后，常和在軍去西花廳看伯伯、伯母，有時遇到他倆的義女孫維世和她愛人金山，一起聊天。有一天，維世大姐好像遇到什麼事情，情緒不很好。那時是困難時期，沒什麼吃的。七媽就說，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我請客，在軍和爾均當主人，跟維世和金山到西單的四川飯店一起吃頓飯。七媽這是為了讓我們改善一下生活。就在這次吃飯時，我們各自談起了當年的生活、工作情況，還一道唱歌。中間，維世姐姐很有感慨地說：你們在上海都到了伯伯、伯母身邊了，他倆沒有把你們帶去延安。而我們這些烈士的子女，爸爸、媽媽都是千方百計找到了我們，不但設法把我們送到延安，有些還送到蘇聯去學習，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可見他們對自己的親屬真正是分外的嚴格。

　　其實，這種情況我們周家人也都知道。你看我們的兄弟姐妹們，沒有一個是七伯、七媽給予特殊關照的。我們有個弟弟周爾輝，已經在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分配工作了，組織上后來也同意把他在家鄉淮安工作的愛人調來北京，七伯得知后說：現在精簡城市人口，為什麼都要女方往男方這裡調呢？你應該帶個頭，你申請到你愛人那兒去工作好了。爾輝也很聽話，自己主動申請，經過組織同意，就從北京鋼鐵學院調去淮安當了一名教師。對我們這些侄兒女輩，伯伯、伯母都是一樣地嚴格要求，他倆也從不允許我們炫耀與總理的親屬關系。

　　以往也曾經有一些想法，七伯、七媽是不是對親屬要求太嚴了？其實，看似無情勝有情，他倆對我們晚輩的嚴是一種真正的愛，發自內心的愛。七伯、七媽有鑒於歷史上晚清的八旗子弟，由於享受各種特權，生活優渥，游手好閑，一個個都敗落了，最終導致滿清王朝也垮掉了。他們很重視這個歷史上的教訓，因此對烈士的子女，既無微不至地關懷，又嚴格地要求。對我們親屬則是嚴格而又嚴格。同時，在政治上又都是一樣的關懷愛護。就拿我自己來說，參軍以后，我寫信報告七伯、七媽，他倆馬上給我回信，給予親切的鼓勵。我在進軍西南的途中向他們匯報說，自己正在申請入黨。七伯、七媽得知后非常高興，立即回信，諄諄囑咐我好好努力，爭取早日成為共產黨員。以后又不斷地在通信中詢問情況，繼續給予鼓勵。為我入黨的事前后寫過3封信，包括寫給我們黨組織的，証明我的父親和家庭情況。我是在1953年12月被批准入黨的，當天就寫信報告七伯、七媽，很快就收到他們情深意切的回信。七媽在信中說：“知道你已經加入共產黨，至為興奮！”同時諄諄教育我：“今后你必須加強黨性的鍛煉，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斷地為著黨員的八條標准而努力，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黨員的稱號，爭取如期轉為正式黨員﹔你必須注意密切地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從而你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你自知應不驕不餒，但必須從思想上、行動上不斷地實踐為要。”七媽在信中提到的共產黨員的“三個必須”，今天讀來，對我們大家仍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當然，以后到了北京，有機會當面得到七伯、七媽的關心與教誨，特別是在軍在中央電視台擔任導演工作，他倆常常給予鼓勵和指示。生活上也是這樣。1988年我在301醫院住院做手術。在軍去西花廳時，七媽特地把她用的一個鬧鐘讓在軍帶給我。七媽說，這個鬧鐘是她平時用的，很准時，也好使，爾均住院做手術，要定時吃藥，不能誤了。可見，他們不論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們的關心真正是無微不至。所以我說，伯伯和伯母對晚輩親屬的愛，是最為深沉的、富有遠見的愛。我們作為親屬，應該說是按照他們的教導努力去做，沒有辜負了七伯、七媽的期望，今后，還應繼續不斷地努力，真正實踐黨員的“三個必須”，把它作為一輩子做人的標准。

　　說到西花廳，想起很多難忘的事。

　　有一件事情是西花廳的修繕。最初我們來西花廳的時候，從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期，這裡非常破舊，不是一般的破舊。地上鋪的磚既破損又潮濕，門窗有縫隙，透風。伯伯的關節有病，七媽的身體一直不好，這個環境對他倆的健康很不利。后來趁七伯外出的時候，何謙秘書主持把房子整修了一下，是屬於很一般的裝修。但是七伯回來看了后非常生氣，沒有進屋，也不回家住，臨時住在釣魚台去了。陳老總去勸也不管用。

　　后來我們去釣魚台看他時，為了緩解伯伯氣憤的心情，我就對他說：您平時教育我們要愛護國家財產，西花廳這個房子實在是相當的破舊了，這是歷史文物，這樣一種維護，也是保護國家財產，從這個意義上也沒有什麼大錯，伯伯您就不要再生氣了。七伯那天心情還好，他聽了后點了點頭，然后嚴肅地說：你說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並不是反對做簡單的維修，問題是現在修得過了些，你要懂得，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理，如果我帶頭這樣做，下面就會跟著干，還有副總理，還有部長，再一級一級地這樣下去，就不知道會造成什麼樣的嚴重后果。西花廳這樣的房子我看就很好了嘛！現在我們國家還窮嘛！還有很多群眾沒有房子住哪。伯伯問我，你看過杜甫的那首詩嗎，就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我說看過。七伯問我記不記得內容，我回憶了一下，並強調了最后那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伯伯說，是啊！你看一下杜甫這首詩，就會明白我為什麼這樣生氣了。后來，何謙秘書把新裝的部分做了改動，窗帘卸了，吊燈拆了，床也換回去了，伯伯才勉強同意住回西花廳。這件事情過去了幾十年，今天想來還像是昨天一樣。

　　第二件事情是在1959年，我和在軍去西花廳見七伯、七媽。七伯問我，聽說你調來北京工作了，在哪個單位？我說是總后勤部衛生部。七伯就問我，你們部長是誰？我說是饒正錫。七伯說，噢，他是從新疆調來的，我很熟悉。正好我調來后熟悉了饒正錫同志的簡歷情況，我說，是這樣，他擔任過新疆迪化市的市委書記。七伯說：“哎！你怎麼說是迪化呢？”我理解七伯說這話的意思，因為迪化市已經改名烏魯木齊市了。我說，我知道迪化現在已經叫烏魯木齊了，我是看到他當年的任職表上是迪化市委書記。

　　七伯說，噢，是這樣。然后又問我：“迪化”這兩個字，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就說，迪化的“化”應該是同化的意思。因為迪化是在新疆嘛，我馬上聯想到，新疆是少數民族的自治區。但是對這個“迪”字，當時我沒來得及深想。七伯聽了還是很高興，鼓勵我說：哎，你這個答得不錯。伯伯就講，“迪化”，迪就是“啟發”的意思。這是過去對我們少數民族的一種不尊重，對新疆要“啟迪”，“同化”。

　　七伯接著又問，你能舉出多少像這樣的地名，就是類似對少數民族帶有歧視或侮辱性的。我和在軍就邊想邊說，回答七伯的提問，伯伯在一旁也幫我倆提醒，幫助湊。比方說“綏遠”，原來有個“綏遠省”。比如說“鎮南關”，當時已改成“睦南關”。比如說“安東”，改成“丹東”。還有“撫順”、“安塞”，等等。類似的地名，當時一起湊了不少。七伯就講，你看，我們過去大漢族哇，對少數民族有所歧視。有的現在都已經是國家了。我們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各個民族之間都是一律平等，各個國家之間也都是一律平等。

　　平時跟七伯、七媽在一起談心，他倆都是以這種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晚輩，總是針對現實的問題，深入淺出地給我們以教育啟發。

　　再一個例子，七伯有著高度的原則性，對待和處理任何事情，旗幟都非常鮮明。在伯伯那兒談話，他對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可以聽我們匯報工作情況，他也借這個機會做一些調查研究，但是從來不會輕易表態，更不准我們傳達他的意見。這是一個原則。這個道理我們也都明白，從來不給七伯轉信或傳話，這是紀律。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這是1955年，我還在重慶工作，有一次到北京來匯報有關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情況。當時，開展肅反運動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打擊面寬了的問題。這一點我是后來才明白的。那次來京匯報中間，去西花廳看望七伯、七媽。伯伯聽我說起是來匯報“肅反”的事情，神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專注。他問我：你這個單位的運動進行得怎麼樣，查出一些什麼問題？因為我是專程來總后勤部匯報這件事，所以回答得很清楚：我們這個單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等等。七伯聽后，馬上就說：這裡面有問題。他問我們是個什麼樣的單位，我回答是個軍級單位。伯伯就說：一個軍級單位，何況是部隊，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這可是關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接著說，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們單位的領導同志，就說是我的意見。我回到重慶后，立即向本單位的黨委書記、政治委員匯報了，這位領導同志名叫盧南樵，后來擔任過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員。當時我向他匯報說，周總理有這個指示，聽說我們查出了這麼多反革命，有這麼多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總理說，不可能那麼多，打擊面寬了。盧南樵同志十分重視，立即召開黨委會，傳達學習周總理的指示，並當即採取措施貫徹落實，如實糾正偏差，保護了一大批人。

　　這個例子說明，伯伯歷來關心和愛護所有的人。正如我們后來在一首歌中說的那樣：“把所有的愛裝在他的心上”。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這樣。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絕不含糊的。

　　（作者系周恩來侄兒，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