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實事求是搞調研

周恩來在黨內最早明確地提出了調查研究問題，並始終不渝地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１９２９年９月，周恩來在代表中共中央發出的《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關於調查工作應切實去做”，“這個工作做得好，對於了解中國農村實際生活及幫助土地革命策略之決定有重大意義”。次年５月，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就吸收了這一思想因素。周恩來進行調查研究的方式方法靈活多樣，講究科學而且卓有成效，為后人樹立了調查研究的光輝典范。

“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

１９６１年４月３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加強理論學習。”“光有調查研究工作，沒有理論指導也不行。沒有理論指導，就會妨礙我們去進行調查研究。做一件實際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還看不出問題來﹔調查研究了幾百條，也可能找不到關鍵。”“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的武器來進行調查研究，這樣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周恩來多次強調：“毛澤東同志一向提倡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論就是調查研究。”“要學毛主席好的傳統——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開展調查研究，首要原則就是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周恩來強調：“做調研工作的同志應該具有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尊重客觀事實，服從真理，把自己置於客觀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如何做到實事求是？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

周恩來在許多報告和指示、電報中，一再強調面向實際、搞好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強調各項工作都要“從目前實際出發”，“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找出此時此地的特點”，“規定當時適當的口號和策略”，“據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要在周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決策、辦事，不能“大概”、“可能”、“想當然”。

周恩來曾把“注意調研”規定為自己的修養要則，把了解實際的情形規定為“每個支部的任務，每個同志的任務”。他要求全黨吸取在某些時期“深入地研究實際情況與群眾觀點非常不夠”，“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因而制定和執行錯誤的政策、策略，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敗的嚴重教訓。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日，周恩來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講話指出：進城以后，特別是這幾年以來，我們調查研究較少，實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風”刮起來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糾正。１９６２年２月３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申：實事求是，就是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在工作中，周恩來把面向群眾、面向實際兩個方面有機聯系，堅持調查研究要面向群眾，深入群眾，與人民群眾結合，走群眾路線。在黨的歷史上，周恩來第一個明確提出了“群眾路線”的概念，並將其作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式來使用。他在《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專門論述了紅軍與群眾的關系，並多次使用“群眾路線”的概念，強調：“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

周恩來曾說：“黨的路線、政策再好，如果執行的業務部門給阻塞住了，那就是把黨和群眾隔開了”，“必將誤國誤民”。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弊病，領導干部必須經常下基層，接觸群眾和實際，搞調查研究。他曾現身說法：“我們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語言就是‘北京話’，沒有地方話﹔到上海來聽一聽，也學了一些‘上海話’，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況。我來了兩天就得到不少知識，坐在北京就得不到。”他還指出：“坐在北京的人一年總要集中或分散出來一兩個月，兩方面多接觸，對問題就比較容易看得全面一點。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觸群眾和實際，就會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