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治水如打仗 周恩來三上三門峽【4】

　　周恩來三上三門峽

　　黃河是一條母親河，又是一條憂患的河。千百年來，它從中上游的黃土高原出發，將十幾億噸的泥沙攜帶而下，許多泥沙淤積下游河床，形成高於地面的懸河，黃河經常改道，洪水泛濫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壞海河水系﹔南至淮陰，淤塞破壞淮河水系。多少代炎黃子孫，曾將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終都落得個搖頭嘆息，無能為力，它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難治理的河。

　　五星紅旗升起之后，領袖們再次將目光投向黃河。毛澤東第一次離京巡視的就是黃河。面對黃河，他的雄心大略幾起又幾落，他無法像面對淮河那樣揮筆寫下一定要根治的豪言，而隻能囑咐一聲“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他的心情半是不服半是無奈。

　　1953年2月15日，毛澤東啟程去南方巡視，主要去視察長江，並順路到鄭州看一看黃河的情況。專列開動后，毛澤東看著圖紙上的三門峽，問隨行的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三門峽水庫修起來，能用多少年？”

　　王化雲說：“如果黃河干流30個電站都修起來，總庫容約佔2000億至3000億立方米，這樣算個總賬，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庫，也可以用300年。”

　　毛澤東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孫子了。”說得王化雲也笑了起來。

　　毛澤東呷了口茶，又問：“修了支流水庫，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用1000年是可能的。”王化雲是極力主張修大水庫的，他很希望毛澤東此時能拍板定下來。

　　但毛澤東在大事上是謹慎的，在沒有弄清利弊關系之前，他不會輕易拍板。他的提問卻使王化雲始料不及。毛澤東問：“那麼1050年怎麼樣呢？”

　　“這……”王化雲搔起頭發，臉上紅了一下：“到時候再想辦法。”

　　毛澤東發出一種勝利者的笑聲：“恐怕不到1000年就解決了。”他抽著煙，思路又回到現實，問：“三門峽水庫定了沒有？”

　　王化雲回答：“還沒有定。”

　　毛澤東：“三門峽水庫有四個方案，你認為哪個最好？”

　　“修到360米這個方案最好。”

　　“那麼多移民往哪裡移？”

　　“有的主張往東北移，那裡土地肥沃，地廣人稀﹔有的主張往海邊或者綏遠移﹔有的則主張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張移到哪裡？”

　　“移到東北去，對工農業以及國防都有好處，就是多花點錢，我也主張移到東北。”

　　毛澤東將視線移到圖紙上，盯著三門峽的位置看了許久，說：“我再問你，三門峽水庫修好后，黃河能夠通航到哪裡？”

　　王化雲回答：“能通航到蘭州。”

　　“蘭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還沒有考慮。”

　　毛澤東再次陷入沉思……

　　在周恩來的日程表上，有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就是黃河治理問題。他的策略是把黃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標輔助治本。1950年政務院討論治淮工程時，有人就提出為何不同時治長江、黃河、漢水？周恩來說，原因是淮災最急，而要治黃也不是那麼容易，要有更大的計劃，不是一年內勘測得清楚的。我們現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須要有材料，沒有材料，盲目干就會出亂子。他還舉了過去解放區有一位熱心家在河北平原修運河，修到中間遇到沙灘而不得不半途而廢的故事，說明沒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隨便下手的，需要知識，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統計，需要技術，總起來說需要時間。

　　1952年3月29日，他寫信給毛澤東並其他領導人，請他們審閱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決定。1953年是我國由經濟恢復階段走向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第一年。蘇聯政府援助我國建設的156個項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要求下，經周恩來與蘇聯政府商談，決定將根治黃河列入蘇聯援助項目。1954年1月，以蘇聯電站部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為組長的專家組來華。他們在研究了中國各方面准備的基本資料后認為，現有材料已具備編制《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的條件。2—6月，中蘇專家120余人，行程12萬公裡，進行黃河現場大勘察。蘇聯專家肯定了三門峽壩址。柯洛略夫說：“任何其他壩址都不能代替三門峽為下游獲得那樣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門峽那樣能綜合地解決防洪、灌溉、發電等各方面的問題。”

　　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后，周恩來具體負責三門峽工程機構的組建工作。當時，撤銷了燃料工業部，分別成立煤炭、電力、石油部。成立三門峽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這個局究竟是姓“水”還是姓“電”，即由水利部領導還是由電力工業部領導的問題。因蘇聯未設水利部，所以按蘇聯專家的意見，三門峽水電站應屬電力工業部。再說三門峽水電站歸根結底是要發電的，是兩個五年計劃中規模最大的電力工程，電力工業部在改建小豐滿水電站中已經培養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隊伍，三門峽應該姓“電”﹔而水利部的意見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他們亮出的一張王牌是，建國后的全國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領導下進行的，經驗自不待言，技術力量也很整齊，雖說水電站最終是要用來發電的，但建造水電站，首先要制服水，沒有水，哪來電？三門峽應該姓“水”。兩“兄弟”爭論不休，“官司”又要周恩來來判決。為此，周恩來於1955年11月2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研究了兩部的意見。12月1日，他打報告給毛澤東及中央，指出：必須集中兩個部的技術力量和建設經驗，共同負責，通力合作，各有關部門也必須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單干的思想則是錯誤的。他認為蘇聯不設水利部的體制不適宜中國，因為中國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極為繁重，而且考慮到電力工業的發展趨勢，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后，水力發電比重將會超過火力發電，水電與火電的建設工作今后勢必由兩個部門分別管理﹔因此，水利部不僅現在有必要存在，將來除了農田水利外，作為水電工作的領導部門也是需要的。他建議，在黃河規劃委員會的領導下，由兩部共同負責，並吸收地方黨委參加組成三門峽工程局，統一領導三門峽的設計施工工作，局長、副局長應該是專職干部，建立首長負責制﹔為著加強政治領導，工程局不應該受河南省委的領導。周恩來根據兩部黨組的干部配備方案，擬調湖北省省長劉子厚任局長，黃委會主任王化雲、電力工業部發電建設總局副局長張鐵錚、河南省委委員齊文川任副局長，12月6日，國務院批准了以上任命。來年1月初，三門峽工程局在北京開始辦公。7月2日，周恩來同三門峽工程有關部門和地方的同志談話，7月3日，他接見了三門峽工程蘇聯設計專家。7月27日，三門峽工程局移駐三門峽工地。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隆重剪彩開工。水利部、電力工業部在建國后曾有過分合的歷史，在三門峽開工前，水利部曾正式提過意見，將水電總局合並到水利部，國務院沒有同意，仍決定三門峽工程由電力、水利兩部共同負責。因此，南寧會議上才做出兩部合並的決定，以求兩者矛盾在一個部門內部協調解決。人們說，在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電建設的處境確實是相當困難的，如在夾縫中生長。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三門峽的矛盾還是不少。

　　當時三門峽的主體設計都委托給了蘇聯專家，設想思想是對黃河泥沙採取攔蓄為主的方針，首先以三門峽巨大的庫容攔蓄，同時大力開展水土保持，以此來減少泥沙來源，從而維護干支流水庫的壽命。根據這個設想，三門峽的設計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應庫容647億立方米，水庫回水末端到達西安附近，關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對這個設想規劃，主要是對三門峽水庫的淤積問題引起一系列爭論。一開會，或者是幾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門峽，就有人說：“這個水庫很快地淤死了，那麼還有沒有修的必要呢？”

　　“怎沒必要？”反對者說，“可以把壩再提高一下嘛，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又有人搖頭：“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發電，不灌溉，隻要將洪水攔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開工了，爭論還在繼續。陝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議設計方案。

　　事關重大，周恩來不認為這種爭論有什麼不好，隻要時間允許，肯說話，敢說話，就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他特別搬來了兩位對西北很有影響的人物——彭德懷和習仲勛，一起到三門峽工地參加討論。本來這個會是要在北京開的，為了結合實際，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見，他決定改變會址，到三門峽工地去開現場會。

　　時間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門峽春寒料峭，黃燦燦的太陽光透過干枯的樹枝照進屋子，花花點點的。一開窗便有一股冷風刮在臉上，仍有著深深的寒意。周恩來到達三門峽不久，就來到工地，看望一萬多建設者。他身著中山裝，一會兒走到頭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會兒停下腳步，同工程技術人員探討問題。當他走到工地浮橋上憑欄遠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頓生聯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機器聲震撼大地，一片沸騰﹔黃河猶如暴戾的惡龍，穿山破壁，氣勢洶洶地奔騰而下。三門峽河中有兩座石島，將黃河分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別稱為人門、神門、鬼門，“三門峽”由此得名。其下約400米，又有三座石島挺立河中，右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載大禹治水“鑿龍門、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為張公島，右為梳妝台，洪水之際，濁浪排空，驚心動魄，是黃河潼關以下最險惡的地方，素有“三門天險”之稱。每次舟船從“人門”過峽，必須對准下游“照我來”（即中流砥柱石）直沖過去，方能脫險，否則必有船翻人亡之禍。望著無數巨龍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飛旋而下，然而一撞擊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萬朵雪團般的浪花，周恩來發出一聲贊嘆：“砥柱，就那麼點大，沖刷了多少年還在那裡！”

　　現場會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樣，開得熱烈活躍。人們認真聽著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懷和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講話，掌聲如潮。陝西省來了不少人，他們一開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三門峽水位高了，西安地區的土地鹼化就會加重，糧食作物將會大面積減產……”

　　4月24日是會議的最后一天，周恩來作總結發言。他開宗明義地提出：“開會的目的是要聽取許多同志的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這個會是有意識的要聽取許多同志的意見，樹立對立面。”他認為：“如果這次是我們在水利問題上拿三門峽水庫作為一個問題，進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百家爭鳴的話，那麼現在只是一個開始，還可以爭鳴下去。”

　　現場會上，有的同志對水土保持的速度和減沙效果估計過高，周恩來潑了冷水。他甚至說了一個一般人都避諱的詞：“如果我估計保守了，我甘願做愉快的右派。……有些問題我們能夠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后人會替我們解決的，總是一代勝過一代，我們不可能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隻要不給他們造成阻礙，有助於他們前進。”

　　周恩來雖然指的是治水，可這由衷之言卻反映了他的哲學思想，即一個“穩”字。誠然這與毛澤東“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氣概相抵觸，盡管他們的意願是一致的。

　　三門峽的一個具體問題就是確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為350米，后來又抬高至360米，大壩泄水孔底檻高程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將增加土地淹沒、泥沙淤積和移民問題。陝西省對此意見很大。周恩來支持中國專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檻高程的意見，可蘇聯方面說閘門啟閉有困難，修改設計可能要延長工期，認為降到310米比較經濟合理。在這次會上，周恩來說：“三門峽水庫泄水孔底原定320，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庫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夠降低？我們說可以減低到300，但是和蘇聯專家商量，最多讓步310，不然關閘比較困難。……還可以繼續爭一爭，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為減低一點，總可以使泥沙多沖出去些。”

　　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檻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來再次來到三門峽工地，並主持現場會。按他的老習慣，每到一地，隻要時間允許，他都要看看第一線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們最辛苦。他同他們握手，有時問候幾句。許多人的手上還沾著油污，來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當他路過一座30多米高的塔吊時，恰巧女司機小郭順著扶梯走下來。周恩來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問：“塔吊這麼高，怎麼上去的？一天上下幾次？”小郭紅著臉一一作答，周恩來高興地點頭。他來到另一座龍門吊跟前，朝上看了看，扶著梯子就要上去。跟隨人員有些緊張：“首長，這太危險了！”周恩來笑笑：“人家一個姑娘都能上去，不要緊的。”他順著扶梯上到頂，朝四周看去，整個工地全景盡收眼底。這時聞訊趕來的群眾越來越多，都想看看周總理。一個小伙子嘴裡嚼著饃，使勁往前擠，工作人員正要阻攔，被周恩來發現了，他招呼小伙子上前，問他吃的什麼，小伙子不好意思，說是饃，周恩來從他手裡接過饃，掰了一塊放進嘴裡嘗嘗，說好吃，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這次現場會有中央有關部門與河南、陝西、山西、湖北等省負責人參加，討論了三門峽工程1960年汛期攔洪蓄水和以后繼續根治黃河的問題。周恩來在會上發言說，根治黃河必須在依靠群眾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大面積地實施全面治理與修建干支流水庫同時並舉，保衛三門峽水庫，發展山丘地區的農業生產。他還就控制水土流失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來第三次來到三門峽的日子。他這次是和陳毅副總理陪同尼泊爾馬亨德拉國王來視察水電站的。這時的中蘇關系已從蜜月到了冷宮，隨著全國大批撤走的專家和停運的設備，三門峽工程也面臨停頓的境地。毛澤東在迎接挑戰，他號召全國人民咬緊牙關，勒緊褲帶，一切靠我們自己。1960年大壩攔洪后，急需安裝啟閉閘門的350噸門式起重機，合同規定由蘇聯供貨，蘇方卻有意拖延不供，我國自己也生產不了。周恩來決定我國自己設法制造，並親自責成有關部門，為三門峽解決困難。太原重型機器廠承擔了此項任務，解決了三門峽的燃眉之急。蘇方還將大型水輪機的全部焊接技術資料扣留不給，使得運輸困難而鑄成兩半的水輪機轉子運來后也無法安裝。焦急的周恩來親自請來沈鴻、李強、馮仲雲等人，研究具體解決方法。他在三門峽工程局上報的試驗計劃上批示，把全國各地有豐富焊接經驗的老工人和專家集中起來，集體攻關。他讓機械部和水利電力部的負責人到現場指揮。結果在沈鴻主持下，找到了解決辦法。在周恩來陪外賓到來之前，已經開始焊接。周恩來一到，就來看水輪機轉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著，用手使勁推了推，問沈鴻：“焊接牢不牢，會不會出毛病？”這可是發電機的心臟，任何一點隱患都可能鑄成大錯。

　　沈鴻回答：“估計不會。”

　　周恩來擦擦手上的油污，點點頭：“一定要保証質量。”

　　三天以后，水輪機轉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發電機組安裝完畢，並進行了試運轉。后來三門峽改建時，將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裝到了丹江口水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