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留法時如何向馬克思主義轉變【2】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帶來了眾多的變化，使歐洲的勞工運動得到了發展、壯大。勞工問題對政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一些歐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採納蘇俄的制度，另一些則傾向要通過漸進的途徑。周解釋說：“我不能置身於這場辯論之外。”他還寫道：高度嚴密組織起來的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對我們的國家關系重大”。在中國，罷工通常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銅板，而工人們就像機器一樣被人使用著，一點也沒意識到社會的其他成員實際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幫助他們這些“遲鈍的大眾”。英國工人領取的工資相當於中國工人工資的30倍。

　　關於周在倫敦所從事的活動，目前還缺少史料記載，也許他和李福景（譯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時間。李是周恩來相當崇拜的南開校友，還是學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員。他們是一起乘“波爾多斯號”郵船來到法國的。李渴望到英國學習建筑。周恩來在英國曾給朋友們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的時間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為布盧姆斯伯裡大學區拉塞爾廣場貝納德大街36號。除此之外，他在倫敦的行蹤無人知曉。

　　返回巴黎后，周恩來過著極為簡朴的生活。他從中國隨身帶來一個木質的蘑菇狀的東西，用來自己補襪子。他還帶著一個汽爐子，用來燒點開水，泡點面包，就著卷心菜或其他蔬菜當飯吃。幾十年后，當中國共產黨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館時，周曾不嫌麻煩地為他在奧羅裡咖啡館賒賬喝過的100杯咖啡還了賬，還送給拉丁區一家咖啡館300盒中國香煙，還上了另一筆賒賬。

　　由於一直幫助中國留法學生的華法教育會的破產，結果使周恩來本來就很棘手的個人費用問題日趨嚴重起來。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錢的中國人的捐助，並以此來維持生活。他承認：“許多愛國老人以私人身份資助我們留學生，但他們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嚴范蓀先生就是曾幫助過周恩來的老人之一。他是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周又說：“后來，當朋友們說起我用嚴老先生的錢變成了共產黨人時，嚴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嘛！’”周也許還有其他經濟來源。大約在周恩來到法國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訪了他。他很欣賞周恩來那身剪裁合體的服裝以及那間收拾得整潔的居室。周還承認他既從中國朋友那兒，也從天津和上海的報刊發行人那兒得到一些資助。

　　天主教報紙《益世報》對社會福利問題特別感興趣，周便為該報撰寫一些有關歐洲政治、經濟方面的短文，也報道一些有關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的情況，但更多的則是報道關於半工半讀的留學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這一年多時間裡，他撰寫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發表一次（有時他將自己的名字簡寫成“恩來”，有時干脆調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時的筆名“翔宇”，其含義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從倫敦發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這些文章報道涉及協約國的對德態度、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歐洲對蘇俄外交問題、中東問題、希臘問題、英法分歧問題、西裡西亞問題、華盛頓會議和日本的地位、蘇俄的旱災，等等。另外，還經常談論勞工的處境、各種大罷工的進展情況及中國留法學生的艱難遭遇等。他寫的文章生動活潑，文筆流暢，筆鋒辛辣尖銳。例如，他把勞合?喬治在英帝國議會上的一些講話，描繪為一個狡詐而頑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長而乏味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