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留法時如何向馬克思主義轉變【6】

周恩來對是否加入正逐步成為中國激進政治主流的共產黨，一直是在反復思考的。對這個新的哲學，周顯然在思想上有所疑慮，而且他一定為接受這樣一種極其自信的人生處世哲學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個人都力促周投身這個事業，這也許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為周恩來提供了能消除殘存的思想疑慮所必需的情感動力。在新的青年團成立的幾個月期間，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啟發式的。他在團組織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發表文章說，“共產主義是徹底的改造良方”。文章還論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手裡，那時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依著中國的時勢，一切緩和修正的辦法都無所施……

　　我們雖是中國人，我們的眼光須放到全世界上來。我們不必想取捷徑，也不必畏難苟安，全世界無產階級為創造新社會所共負的艱難責任，我們也應當分擔起來。

　　從這兩段話中，人們可以感覺到，中國也許是不得不接受這個可憐的辦法，並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這個主義。

　　這種樂觀主義情緒的短暫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時代特點。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問無產階級是否能在新的權力結構中發揮作用，也很少有人對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和改變社會的綱領的可行性產生疑問。當時，馬克思主義頗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誘惑，需要有相當堅定的決心。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是值得信奉的科學，這如同人們“信奉愛因斯坦定律一樣”。

　　對一個以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立志使祖國趕上歐洲水平的中國人來說，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馬克思主義巧妙地提出來的建議的誘惑，真是難上加難！因為這一建議暗示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直奔共產主義。這樣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並能免受走進西方式社會這一必然階段的痛苦。說得好聽點，甚至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也許還會超過歐洲。

　　周恩來是個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國統治階級眾多的利益、特權及其愚昧。作為一個家庭貧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憐的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歐洲，他本能地傾向當地的反叛者們對其政府的反抗。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留學歐洲的大部分年輕的中國人都想擺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他們並沒有深入考察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周恩來也不例外。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即周沒到法國之前，在腦海中把這個國家理想化了。這主要是由於讀了陳獨秀的文章的結果，使他產生了法國的一切都是現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承受這麼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