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提醒居安思危 國歌中留下了這句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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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義勇軍進行曲》被選為代國歌

　　1949年春在布拉格召開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意外巧合地奏響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國代國歌，這也正說明這首歌曲在中國樂壇上無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極高的藝術價值。

　　僅僅兩三個月后，也許正是“英雄所見略同”，畫家徐悲鴻首先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也相繼提出了同樣的建議。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經過幾次討論，感到問題重大，對徐悲鴻、梁思成的建議未置可否，主要是仍寄希望有更好的征稿，在最后時間裡能有奇跡出現。但在這時，毛澤東有些著急了，就這事催問了幾次，當他得知徐悲鴻、梁思成提出了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新中國代國歌后，與周恩來等進行了商議，在深思熟慮后表示積極支持，並責成第六小組把這個方案提交政協會議進行討論，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然而，在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有的委員則提出不同的意見，說：新中國就要成立了，而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時了，主張改詞。有人提出，在幾個月前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上，郭沫若把這句詞改為“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國歌是否也可如此改動。

　　考慮問題十分細致和穩重的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是早有所思的，他及時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說：“我們面前還有帝國主義反動派嘛！我們的建設發展越快，敵人越嫉恨我們，想法破壞我們，你能說現在不危險了嗎？倒不如留下這句詞，使我們耳邊警鐘長鳴的好。”周恩來的這些話，使人豁然開朗。毛澤東也贊同周恩來的這一意見。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截至當日，第六小組共收到應征國歌歌譜632件，歌詞稿件694首。

　　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徐悲鴻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郭沫若等許多委員表示贊成。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詞句，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可將歌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並擬就了三段。但是，張奚若、梁思成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國歌《馬賽曲》為例。黃炎培當即表示贊成不修改歌詞。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的情況后，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的一致頌揚，在國際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採用作國歌，歌詞最好不作修改。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贊成這種“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國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作不懈的斗爭。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許多代表都表示意見說，國歌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中華民族危難關頭，正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毛澤東也表示贊同和支持不改歌詞。經過討論，除國徽一項暫時不能確定，由原小組負責繼續設計外，其他各項議題均獲一致意見。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代表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這四個決議案分別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1949年﹔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會議以多數人舉手表示贊同通過，決定在開國大典中演奏《義勇軍進行曲》，並借鑒國民政府在《中華民國國歌》上“以代待正”的做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被選為代國歌，體現了中國人民優秀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居安思危的思想，反映了正反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說明這時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宣告成立，中國的各界精英仍普遍存在著強烈的受害者意識和擔心外國侵略者再次入侵的不安全感，因此它不只是抗戰歌曲，它還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各國列強歷次入侵中國的仇恨和對未來的擔心﹔另一方面，它被選為代國歌而不是正式國歌，也反映了中國的各界精英認為這首歌曲還無法充分表現作為新中國主人的自尊、自信、自豪和新時代的特征。

　　《義勇軍進行曲》在競選國歌的擂台上，盡管有不同的聲音表示異議，但最終仍是以無以比肩的絕對優勢勝出。

　　一首激昂的新中國國歌，終於適時奏響在1949年開國大典的激動人心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