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提醒居安思危 國歌中留下了這句詞【2】

　　電影《風雲兒女》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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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進入國歌預選視線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主題歌。影片描寫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東北抗日前線，參加義勇軍英勇殺敵的故事。“義勇軍”在中國古已有之，是民間為了保家衛國而自願主動組織起來抗擊侵略的軍隊。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部分愛國的軍隊和各地人民群眾，自發組成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等抗日武裝，到1932年曾發展到40萬人。這些部隊統稱為義勇軍，戰斗在白山黑水之間，在民間具有傳奇色彩，影響力和號召力在當時已經很大（這些武裝后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改編，組建為東北抗日聯軍）。因此，以“義勇軍”命名的電影主題歌，本身就具有時代號召力，成為著名的抗戰歌曲。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后於1932年和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1934年春，“上海電通公司”成立，請田漢寫一個電影劇本。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這年冬天，田漢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上海電通公司”的孫師毅。1935年2月，在田漢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

　　“上海電通公司”為了盡快開拍，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征得田漢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孫師毅僅僅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音樂家聶耳正准備去日本，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譜曲，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提出要求，為田漢寫的主題歌詞《義勇軍進行曲》譜曲，並表示到日本以后，歌譜稿盡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

　　聶耳生於1912年，原名守信，字子義（亦作紫藝），雲南玉溪人。6歲入昆明師范附屬小學，開始接受正規教育。在校學業成績出眾，又喜愛音樂，課余師從民間音樂家學習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樂器，熟悉傳統樂曲。1922年，他入私立求實小學高級部，為該校“學生音樂團”的活躍成員。1925年，考取雲南省立第一聯合中學插班生。時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風暴在中國南方興起，他開始受到進步書刊和《國際歌》等革命歌曲的影響。1927年，考入雲南第一師范高級部英文組，參與本校學生進步組織“讀書會”的活動，與友人組織“九九音樂社”，經常參加校內外的音樂、戲劇演出活動，並開始學習小提琴和鋼琴。1928年后，他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公開和秘密的革命活動。為逃避搜捕，於1930年7月潛離昆明，經越南轉赴上海。1930年11月，聶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任明月歌劇社小提琴手，師從普杜什卡接受嚴格的小提琴訓練，還自修鋼琴、和聲學、作曲法等。1932年4月，他認識了左翼劇作家田漢，建立了與左翼文藝界的聯系，進一步堅定了走革命音樂道路的信心。與田漢的友誼與合作，對聶耳的藝術成就產生了深刻影響。1932年8月，聶耳前往北平，積極參與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左翼音樂家聯盟的演出活動和組織建設，並師從外籍教師托諾夫繼續學習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

　　聶耳回上海不久，即進入聯華影業公司工作。他以熾烈的熱情和充沛的精力，參加左翼音樂、戲劇、電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積極從事創作和評論活動。同時還參加“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發起組織“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隨后又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1934年4月，聶耳進入百代唱片公司，與任光共同主持音樂部，組織錄制了一些進步歌曲唱片。1935年1月，他轉入聯華影業公司二廠任音樂部主任。

　　此時，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迫使聶耳決定出國，擬經日本前往蘇聯學習。也就在這時，影片《風雲兒女》主題歌歌詞輾轉傳到了聶耳手中。他展紙而讀，激情澎湃：“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聶耳仿佛聽到了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母親的呻吟，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他在面臨反動派迫害即將離國赴日本之前，以高昂的激情很快就完成了這首詞的譜曲初稿，命名為《義勇軍進行曲》。后來，他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后一個作品。

　　聶耳於4月18日抵達東京，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了這首《進行曲》的歌譜。之后，他在日本考察了日本音樂、戲劇、電影等方面的動態，向日本文藝界介紹了中國音樂的新發展，並加緊學習外語和音樂。7月17日，他在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逝世，年僅23歲。聶耳一生共創作有37首歌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在從事多方面活動的同時所寫的，其中反映工人階級生活和斗爭的歌曲佔有較大比重。

　　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后，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作為主題歌使用，出現在全國人民面前，並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

　　新中國成立時，由於《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后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少人對這首歌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1983年1月27日，夏衍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他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后寄回上海的。”所以，其他關於這首歌創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電影《風雲兒女》的故事情節描寫感人，催人奮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的主題歌不僅為影片增色，而且大有超過電影本身的魅力。這首歌曲，是一首硝煙拌和著鮮血譜成的英雄樂章，凝聚著中華兒女“不做亡國奴”的怒吼，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一經唱出，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立即化作中華民族解放的動員令，成為激勵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炮火前進”的號角，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以來，在人民中廣為流傳，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產生了巨大作用。

　　歌曲隨著電影的放映，更由於救亡運動的開展，流傳於全國每一個角落。戴安瀾將軍的國民革命軍第200師曾將這首歌曲定為該師的軍歌。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義勇軍進行曲》唱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並在全世界傳播。這首在中國人民大眾中膾炙人口的歌曲，1940年由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接著他又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

　　隨著唱片的廣為發行，《義勇軍進行曲》為國立言，為民言志，享譽世界，成為代表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歌，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一首令人聞之斗志昂揚的歌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馬來西亞華僑抗日游擊隊將《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一句歌詞改為“馬來西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遂成《馬來西亞義勇軍進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國各廣播電台，尤其是民間廣播電台，都將《義勇軍進行曲》視為中國國歌加以播放，甚至不知道孫中山作詞的中國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歌》已被國民政府定為中華民國國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1945年在聯合國成立時，這首歌曲作為代表中國的歌曲演奏。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的國歌，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裡“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當時北京叫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最后，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后，匯報了這一情況，也引起了有關方面對制定新中國國歌問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