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柏齡：我為總理駕駛飛機17年【3】

　　萬隆會議背后的凶險

　　周總理逃過暗殺劫難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沒有遠程飛機，中國民航的飛機飛不高，飛不遠，也飛不出去，周總理出訪到遠的國家訪問都是租用外國飛機，不僅花去有限的外匯，更重要的是飛行安全沒有保障。許多年過去了，當年萬隆會議的盛況和周總理動人心魄的風度及魅力依然清晰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然而誰有知道那個劃時代勝利的背后驚險的一幕。

　　1955年4月，世界人們關注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將召開，周總理將親赴盛會。周總理乘坐的飛機是租用印度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當時飛機在香港機場等候中國代表團。國家安全部門得到情報，國民黨特務將在這架飛機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也告訴印度政府，也告訴香港的當局要採取措施保証安全。由於飛機是印度的航空公司，可能他們也採取了一些措施，結果國民黨還是買通地面人員一個清潔工，就把從台灣運去的定時炸彈裝到飛機上。

　　在臨走以前，正好緬甸的總理吳努要在緬甸仰光開一個臨時國家級領導人會議，發來電后通知周恩來總理先參加會議。吳努總理對中國如此尊重，周總理欣然同意。於是兵分兩路：一路是，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經過昆明坐緬甸的飛機飛到仰光去參加會議﹔另一路其他一部分工作人員和記者從香港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到萬隆。結果這架飛機從香港起飛5個時以后，在中國海的上空發生爆炸，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及隨同前往的記者11人遇難。這場震驚世界的慘劇，周總理幸免遇難，如果沒有緬甸總理邀請，總理的人身安全就很危險了。周總理曾不無感慨地說過：“什麼時候我能乘坐中國民航自己飛行員駕駛的飛機出國訪問？”面對總理的提問，作為飛行員的徐柏齡從總理的話語裡感到了期待和信任。

　　隨周總理出訪非洲

　　“我帶你們去遠航”

　　徐柏齡最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在1965年，周總理帶領民航人遠航非洲，他有幸參加了。周總理6月3日到非洲去，為第二次亞非會議做准備。在出去之前，周總理還是租用了巴基斯坦的飛機，先參加了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的，當周總理坐巴基斯坦飛機到達布加勒斯特時，當地政府有很多官員到機場迎接，羅馬尼亞人看到降落的飛機不是中國的飛機，卻是巴基斯坦的飛機。在場的羅馬尼亞人竊竊私語，感覺很驚訝，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領導人怎麼沒有自己的專機。使館同志聽到后，把這個事講給了周總理，周總理本人有很大得觸動。

　　回國途中，周總理把隨同出訪的民航二局局長王建功叫到身邊，緩和而凝重地說：“中國的民航要飛出去，隻有飛出去，才能打開局面。”

　　第二次亞非會議1965年6月29日要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舉行。會前周總理在6月2日至10日，再次出國，對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亞進行友好訪問。

　　“我們要坐自己的飛機去！”周總理果斷地決定。中國民航的專機要送周恩來總理到非洲去訪問。徐柏齡得到消息以后，激動不已，為周總理駕機出國訪問的夙願終於要實現了。

　　可是難題不少，當時中國民航沒有先進飛機，最好的飛機就是伊爾18，這種飛機飛行高度最高能夠到9000米（現在的波音可以飛到12000米），航程也比較短。飛機比較適合寒帶氣候，而這次遠航非洲不僅航線長，氣候復雜多變，特別是要飛抵非洲的炎熱地區。飛機發動機能否在炎熱非洲啟動飛回，實在令人擔心。

　　接到這個任務以后，民航總局的領導就選擇了最好的飛機，最優秀的飛行組進行准備。當時，再加上當時中國和非洲建交的國家不多。遠航非洲困難很多。第一，我們的飛機要飛越昆侖山，從喜馬拉雅山邊上飛過，當時高原上的雪山都是7000多米，如果天氣不好的話，雲中飛行或者顛簸就很危險，所以過雪山有很大的危險性。第二，伊爾18飛機是蘇聯生產的，在高溫情況下發動機的啟動很困難。我們去的時候要到卡拉奇，到伊拉克，到埃及、蘇丹才能夠到達坦桑尼亞，蘇丹那個地方溫度早晨都是40度以上，可能會導致發動機啟動不起來。

　　為了保証首次非洲之行成功，民航總局決定，航線是北京—14號基地—卡拉奇—巴格達—開羅—喀土穆—達累斯薩達姆—卡拉奇，以掌握第一手資料。當時非洲隻有幾個國家和中國建交，機組選擇這樣一條航路，而且准備在總理出訪之前先進行一次試航。

　　在1965年5月28日先進行試航，了解機場情況，另外把機場起飛、降落的地標都用小本子記下來。結果我們試航比較順利，安全到達坦桑尼亞，很順利就返回來。返回時，時間緊迫，周總理已經出訪先到巴基斯坦，所以我們不能夠回到北京，就在卡拉奇等待周總理。周總理訪問伊斯蘭堡以后，到卡拉奇上我們自己的專機。

　　第一次由中國的飛行員駕駛的專機遠航非洲，周總理很高興，上飛機以后和我們一一握手，並且鼓勵我們，“我親自帶領你們去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