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第四章：敬老養老【6】

　　六、伯伯沒能與爺爺見上最后一面，悲痛欲絕，對七媽大發雷霆

　　事實証明，許多事情都不可以想當然。

　　1976年1月8日伯伯去世后，我盡量多些去西花廳看望七媽，慰藉七媽。5月27日，我下班后沒有回家，乘103路電車到府右街，去西花廳看望七媽。

　　這天七媽坐在屋裡，手裡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夾子在沉思。見我進來，伸出雙手拉著我，要我靠在自己身邊坐下。好一會兒，她才緩緩地說：“秉德，這是你伯伯的一件遺物。抗戰時期，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標太大，隻好把黨的重要文件放在這個小皮夾裡。那時工作環境險惡，特務橫行，所以這個小皮夾你伯伯一直貼身放著，十幾年如一日。進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險箱裡。現在我把它交給你，做個紀念吧。”

　　七媽從皮夾子裡掏出伯伯30多年前寫給她的三封親筆信，一封一封給我解釋信的背景和內容：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療手臂時寫給我的，我聽著七媽的追述，在照片右下角記下了“一九三九年於莫斯科”及“76.5.27記”兩段字。這兩封是轉戰陝北的途中寫的……然后，把那個邊已經磨損了的舊皮夾子遞給我。

　　我鄭重地接過皮夾子，心底想：是的，伯伯的皮夾子裡沒有一分錢，可是對於我來說，卻是無以估價的珍寶。我打開皮夾子，意外地發現裡面還夾著一張發黃的照片，不覺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的照片嗎？”

　　我輕輕地抽出來看看背面，發現還有伯伯親筆寫的“爹爹遺像”四個字，現在仍然清晰可見。

　　伯伯為什麼曾經天天貼身放著爺爺的照片？我心在顫動，我相信，伯伯的這一舉動，一定內含著父子情深的動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爺爺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伯伯在解放前貼身攜帶的小黑皮夾，內裝機密文件、給我七媽的信件、還有我爺爺的照片

在爺爺的照片背后，伯伯寫了“爹爹遺像”四字

　　后來，我找過當時在重慶工作時見過我爺爺的同志，也從許多文獻資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來，跟著伯伯到重慶的爺爺晚年也很孤獨：伯伯、七媽總是忙，尤其是伯伯，為處理國共合作中不斷出現的摩擦，他夜以繼日，成天連睡覺的時間都擠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鑽防空洞躲敵機，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馬燈旁，專注地看文件看電報。常常爺爺就坐在很近的燈影裡，伯伯也沒時間沒心境陪他聊聊家常。當然伯伯也知道爺爺寂寞，他也覺著心裡不安。

　　一天上午，爺爺手握一本唐詩，正獨自在紅岩村的小果園裡散步。

　　“周老爺子，你好啊！”招呼爺爺的是位年輕姑娘，她沒像其他人那樣打個招呼就匆匆趕著出去辦事，而是陪著老人邊走邊聊。爺爺的兩眼有神，滿臉春風，真開心極了，悶在肚裡的話像開閘的洪水。他與姑娘吟誦唐詩，朗朗上口，說起家常，有滋有味，久違的笑容一直挂在眉梢。時間轉眼就到中午，爺爺仍然談興不減：“姑娘，真高興你陪我說一上午話。還沒問你尊姓大名？”

　　“我叫張穎，是在周副主席身邊工作的。這幾天身體不好，所以到紅岩村來休息兩天。臨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說：小張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煩你一下。我工作忙，沒空陪老父親，他一個人一定很悶，你到紅岩村如果身體許可，就幫我多陪陪老爺子。”

　　一聽是兒子委托姑娘來的，爺爺立即生出許多感慨：“恩來那麼忙，還能想到我，這就不易了。想我這個當父親的，對他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心覺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來看我，我也不會怪他的。當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給你說句實心的話。唉，我這兒子什麼都好，就是不讓我喝酒這一條，我難以接受。他說我血壓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著，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被特務抓走。兒子真沒少勸我，不過他勸一次，我就對他說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沒有別的喜好，紹興酒鄉的人嘛，就是好這麼口酒，說句難聽的，沒有這點酒，我這幾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來呢？我伙食差點沒關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邊，千萬別提喝酒這件事，就幫我帶個話，我都好，讓他別擔心……”

　　1942年6月下旬，伯伯的小腸疝氣發作，住在重慶歌樂山醫院手術。大家怕爺爺著急，沒敢告訴他。7月5日爺爺高燒不止，又住進了另一家醫院。七媽去看他，老人反復隻問一句話：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

　　起初，七媽沒有把爺爺生病的消息告訴伯伯，她6日那天沒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爺爺身邊照顧。去醫院看伯伯的辦事處同志帶回了一封伯伯寫給七媽的親筆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計劃打破了，因為開刀起19天，應該是7號或11號，再過兩三天出院，也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願意二十八號（指陰歷，陽歷就為7月11日）本天請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補做，那就等我回來，不過據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過生日總願當天過，兒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問題呢。因此，希望你還是將就他一點罷！

　　接到伯伯的這封信，七媽想到伯伯在醫院還惦著我爺爺的生日，而我爺爺的病情惡化得這麼快，她決定不再瞞著伯伯。她在爺爺床邊寫了封信給伯伯，告知爺爺先發冷，繼之發熱，體溫四日未退，醫生診斷為瘧疾。這裡有她照顧，讓伯伯放心。

　　誰能料到，十日那天，爺爺永遠閉上眼睛之時，七媽又收到一封伯伯的來信。一讀他的信，一向十分堅強的七媽也再忍不住嗚咽出聲。

　　董必武同志接過信，輕輕念道：

　　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稟他好好精養。我在這裡默禱他的康寧。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干之類，挂面萬不可吃。假如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勿專當瘧疾醫。

　　董老含淚仰天長嘆，與大家商量說：恩來對父親一向很孝敬，他又極重感情，如讓他現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對養病不利。於是大家一致同意，暫時不告訴我伯伯他父親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說。老人家的靈柩暫停在紅岩溝內，待我伯伯回來再出殯。

　　要瞞住細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爺爺去世的消息隻瞞了三天。當伯伯在醫院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三日，頓時驚得臉色蒼白，術后虛弱的病體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淚如雨下，慟哭不已，決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攙扶下回到辦事處的，他淚流滿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絕的心情，大聲責問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為什麼不通知他！錢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轉而向七媽大發雷霆：“老爺子過世這麼大的事你為什麼要瞞著我？你跟我這麼多年還不知道我？”責問得七媽直掉眼淚，無言以對。這一夜，誰勸也不行，伯伯執意單獨坐在靈堂，為父親守靈，直到東方欲曉，雞叫天明……

　　當時，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的廣告欄中有一則伯伯為其父親去世登載的訃告。全文如下：

訃告

　　顯考懋臣公諱劭綱府君，痛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驟因數日微恙突患心臟衰弱，脾胃漲大急症，經醫治無效，延至當晚十一時逝世，享年六十九歲。男恩來適因病割治於中央醫院，僅聞先父患症，比於昨（十三日）日遄歸，方知已棄養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媳穎超隨侍在側，親視含殮。茲業於今（十四）日清晨安葬於陪都小龍坎之陽，哀此訃告。至一切奠禮賻儀概不敢受。伏乞矜鑒

　　男周恩來、媳鄧穎超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於重慶

　　據說，伯伯、七媽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唯一曾為父母去世而登報發布過《訃告》的。后來在2013年初，我還收到了台灣的友人李敖先生來信，並隨函附來他自己所存檔案資料中當年《新華日報》影印件（見首），信中專門評述伯伯對傳統文化造詣之深厚：

　　《周恩來年譜》中隻提到“守靈至拂曉”的事，表示周恩來遵守舊道德規范，不知重慶《新華日報》別有《訃告》。從1942.7.15到1942.7.19，共產黨黨報上頭版連登5天《訃告》。《訃告》中“顯考”、“諱”、“府君”、“男恩來”、“棄養”、“抱恨終天”、“媳穎超”、“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安葬……之陽”、“哀此訃告”、“伏乞矜鑒”等等，全是對舊道德規范的遵守，一點都不革命黨呢。

　　我爺爺的喪事在報上公布后，蔣介石等國民黨政府要人都致函或到紅岩村吊唁。伯伯在拍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時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歸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毛主席立即復電：“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后在工作中節勞為盼。”表達了對我伯伯的戰友深情和對我爺爺的真情哀悼。

　　讀到了伯伯所寫的信和電報的內容，聽當時在場的童小鵬、張穎詳細介紹，我才真正清楚並且體味到，即便做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伯伯也從沒改變他對父親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遺像”裝在貼身衣袋，一裝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這樣的行動告訴爺爺：雖然生離死別之時他們父子沒有見上最后一面，但沒能為爹爹送行的兒子心裡是永遠想念爹爹的，他對父親的思念是由衷的。

　　許多外國友人回憶起與伯伯的交往，都難忘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從不過河拆橋，從不忘老朋友的真誠交友之道。其實在家事上，在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對自己的長輩，他永遠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把養老送終當成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

　　平時伯伯與我們姐弟的談話，極少談到我們的爺爺，只是在1964年8月，他對親屬們講話時，說過一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

　　到了1974年5月底，我大弟秉鈞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廳看望兩位老人家。秉鈞見到伯伯穿著那件補丁摞補丁的睡袍，不像平時衣著整齊、忙於公務，而是有空與他坐下來談天。這時的秉鈞哪裡知道伯伯已得了不治之症，被醫生們要求要有些許的休息，不，只是些許的不那麼特別忙而已。使秉鈞感到意外的是，在這次談話中，伯伯竟主動談了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之情：“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這些話，秉鈞至今記憶猶新，這是伯伯身患癌症，忙於工作，拖延甚久，不得不住院之前的肺腑之言。

　　上面提到過李敖給我的信，那我們是怎麼相識的呢？這說來還真有點意思。

　　2012年，我和妹妹一同到台灣，這是周家在台灣的一位遠房親戚李傳洪邀請的。我們就提出了要同李敖見面。李傳洪說，李敖這個人輕易不和別人見面，更不輕易跟人吃飯。我說，你就告訴他，我要跟他說他外婆家的事。結果，第二天中午，我們就同李敖一起吃了頓飯。在飯桌上，我就對他說，我媽媽抱過你。

　　“啊？”李敖聽了，一下子愣在了那裡，然后問道，“怎麼回事？”

　　“我媽和你小姨是在哈爾濱時的小學同學，中學也是同學，你媽是老大，你這位小姨很小，生你的時候，我媽和你小姨都是年輕學生，到你媽家裡去看你，那時候覺得很新奇，所以就抱了抱你。”我回答。

　　“哎呀—”李敖扭過頭去，跟飯桌上的別人說道，“我被‘共匪’的家屬抱過，那我是不是也有‘共嫌’啊？”

　　大家聽了李敖的調侃，都樂了。我們再一論年齡，原來李敖比我大兩歲，他就說：“那你是大妹妹。”

　　后來，李敖的兒子到北大上學，還請了我去給他們社團講課。我們之間一直都有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