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第四章：敬老養老【4】

　　四、四爺爺、四奶奶在世時就夸伯伯孝順，七媽知禮

　　記得那次為六爺爺祝壽后從西花廳回來，我跟爸爸、媽媽一路散步回家。走出中南海西北門，我回頭望了望，不自覺地長嘆了一口氣。

　　“小小年紀也有什麼心思？”爸爸打趣地問我。

　　“還是六爺爺福氣好。”我不無感慨地說，“如果爺爺、四爺爺都在多好，可惜他們都去世太早了，沒有過上今天的太平日子，連中南海的大門都沒進過……”

四爺爺周貽賡

四奶奶

　　媽媽接過話題說道：“是啊，說起來你六爺爺真要算周家他那輩人中最有才干也是最有福之人。不過，也是你伯伯、七媽孝順老人，過去你四奶奶在時，就常夸獎你伯伯孝順，你七媽知禮。”

　　“四爺爺、四奶奶還見過七媽？我怎麼不知道？”這真令我意外。按說伯伯、七媽參加革命后，一直在廣州、上海和瑞金，后來長征到了陝北，什麼時候去過東北呢？

　　“那時還沒有你，我連你媽媽還不認識，你怎麼可能知道？”爸爸講起了1928年我伯伯和七媽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遇險的故事，24年前的一段往事活龍活現地在我眼前展開了。

　　1928年5月上旬，伯伯和七媽化裝成一對古董商人夫婦，從上海乘一艘去大連的日本輪船，准備經哈爾濱去蘇聯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伯伯粘上胡須逼真的化裝，七媽合身體面的穿著，兩人從容儒雅的風度，都沒有引起船上特務的懷疑。唯獨船到青島時，伯伯職業革命家的習慣險些暴露了他自己。那時是在白區，要了解各地的時政、敵人動向和共產黨組織有否被破壞等情況，各地報紙便是重要渠道。那天船一靠青島碼頭，在船艙憋了許久的伯伯就上岸去買回了厚厚一疊報紙。這一舉動立即引起特務的懷疑：商人歷來奉行的是“莫談國事”的信條，如何會買這麼多報紙？特務立即拘留盤查伯伯，還拿出伯伯在黃埔軍校身穿軍裝的照片左比右看，因為那雙閃動著沉著機智目光的眼睛，太像周恩來了。特務說：你是周恩來。伯伯說：不是。問他姓什麼？伯伯說姓王。問他到東北找誰？答曰：找舅舅。特務對伯伯說：“我看你不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伯伯伸了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看了看不像當兵的手。

　　伯伯以他的從容鎮定應付了特務的盤查。為防止敵人搜查，七媽機敏地將去蘇聯有關系的証件撕碎，用抽水馬桶沖掉了。為了減少特務的懷疑，伯伯讓他們買了兩張當天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從大連向北去的火車終於開動了，伯伯、七媽卻很快發現，身后不遠處有一雙陰險的眼睛。他們心裡明白，敵人並沒有完全相信他們，派了盯梢的。帶著“尾巴”絕不能與同志接頭，何況又燒毀了去蘇聯的接頭証件。可是，也不能總在旅途上逛，這樣更容易引起特務的注意。怎麼辦？伯伯此刻想到了住在吉林的四爺爺和我爸爸，便決定在吉林下車，住進旅館后，再設法聯系。

　　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一個旅館差役模樣的青年敲門，送來一封信。一瞧信封上那熟悉的字體，爸爸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個不停，急忙展開信。信中寫道：“特意來看舅父，不知家中住宿是否方便”，落款則是“大鸞”。“大鸞”是伯伯的乳名，爸爸立即明白是哥哥到了吉林，心想肯定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於是，四爺爺讓爸爸立即去旅館，把他們接到了四爺爺家中。

　　“你四爺爺一生心地善良，處事嚴謹。”爸爸拉著我的手邊走邊說，思緒卻仿佛回到了當年，“你四爺爺的家從沈陽搬到天津，從天津又搬回吉林，堂屋裡始終挂著這樣一副對聯：上聯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下聯是‘人到無求品自高’。他對你伯伯，對我們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兒孫不知罵，曾子兒孫不知怒，周家兒孫不知求。要求我們晚輩勤儉，奮進，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刻苦學習，助人為樂。這些對你伯伯對我們的影響都極其深刻。在天津上學時，你伯伯和我們每天放學回家，都要先向伯父大人行禮，鞠大躬。他老人家常提醒我們：不要和有錢人家的孩子比，要自己努力刻苦學習，要本分，要節約，不要浪費糧食。吃飯時米飯掉在桌上要撿起來吃了。看見大姑娘，小媳婦，不可抬頭看。在吉林那會兒，他和四奶奶單獨租了一個小院，平時深居簡出，和親戚朋友很少來往。這也難怪，那時你伯伯在上海鬧革命，是當局重金懸賞的‘赤匪’，你四爺爺不願意牽累別人。但那一次我給他看你伯伯的信，信中沒稱他伯父而是稱他舅父，他立即猜出是你伯伯遇到了麻煩，沒一點猶豫，讓我趕快去旅館接回你伯伯和你七媽，這可是冒了殺頭的危險的！”

　　“后來呢？”我著急地追問。

　　“你伯伯和七媽在你四爺爺家裡住了兩天。頭一夜，他們屋裡的燈一直亮到天明。你七媽作為周家的媳婦，是第一次見老人，與你爺爺、四爺爺、四奶奶說話，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邊，微笑著回答老人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不難看出，你四奶奶也喜歡這個侄媳婦。如果這時來個客人，一定認為這是個知書達理的賢惠媳婦，誰也不會聯想到她是報上成天罵的‘赤匪’共產黨！甩掉了尾巴后，你伯伯先去哈爾濱。你七媽對老人家說：‘我是作為媳婦第一次見周家的長輩，理應多陪侍長輩們一兩天。’過了兩天，我陪你七媽也到哈爾濱你二伯家。因為在哈爾濱接頭的証件已經銷毀無法接頭，隻能等下一批代表一道走。我又陪你七媽連續七天到火車站接頭，見到了李立三才乘車前往莫斯科。”

　　“知子莫如父！”爸爸又想起了什麼，說，“你爺爺深知你伯伯是個孝子。1933年你四爺爺在天津去世，你爺爺讓我為他披麻戴孝送葬當孝子，你爺爺還覺不安心，一定要替你伯伯有個表示，我想來想去，還是在天津報紙登的訃告上的下款加上了你伯伯的小名—大鸞。”

　　關於這段鮮為人知的事，1974年我大弟秉鈞回京休假時，伯伯約見他，專門向他談了自己對弟弟的看法：“雖然你們父親那時脫了黨，但我相信，他不會出賣我們，所以在1928年我和你七媽去蘇聯參加‘六大’途中遇險時，我們斷然去吉林找了你父親和四爺爺，甩掉了特務的跟蹤，實際上他還掩護了我們。”

　　后來，據伯伯南開同學潘鐘文之子潘幼文回憶（刊登於《周恩來鄧穎超研究通訊》2012年2月總第20期）：

　　潘鐘文1926年起，任職於京奉鐵路總局，給局長即奉系軍閥要員常蔭槐做秘書。1928年潘接到奉天車站電話請示：車上發現周恩來，抓不抓？潘向常蔭槐報告，又說：“這人我認識，是南開同學。這個人將來有大的作為，我們不要抓，還要暗中保護，送出路界。”常蔭槐同意，潘即傳達了常局長的指示。

　　以上內容是1962年潘鐘文對在南開中學讀高中的兒子潘幼文所述，並從未對別人提起過。

　　看來此次脫險又有這一暗助，但伯伯七媽他們本人並不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