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得到黨內外廣大人民群眾持久而深切的懷念？【3】

　　（二）“廉潔奉公，鞠躬盡瘁”。

　　周恩來是忠實、高效、廉潔的人民公仆，真正做到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勤政廉政，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他是黨內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鄧小平講，周總理“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華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鋼人”,外國人稱他為“全天候”總理。他被看作新中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代表。

　　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辦事嚴謹周密，一絲不苟。帶出了好的隊伍，形成了好的作風。我國“兩彈一星”事業是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他對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提出“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方針，並制定了一整套嚴格、科學的工作制度，培養了一支對人民高度負責、具有嚴細精神的科技隊伍。錢學森講，由於總理的精心組織領導，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死人最少，花錢最少，發展很快，效果很好。創造了一流的工作業績。從中可以體會到，胡錦濤同志要求黨員干部“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這不僅是個作風問題，也是提高執政能力、領導水平、實現更好更快發展的問題。

　　艱苦奮斗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它是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的精神﹔是吃苦在前，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尊重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精神。今天看來，也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周總理終生保持了艱苦奮斗的精神。

　　建國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廈，周恩來說：“我們一定要執行毛主席勤儉建國的指示，在我任總理期間，決不修政府大廈。”他反對各地建樓堂館所，要求國務院要帶頭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樹一代共產黨人的新風。困難時期，國務院開會，不上茶。在一個大盤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葉和煙，上面都標著價，誰用誰付錢。他個人生活非常儉朴。他所住西花廳的房屋，窗戶列開大縫，冬天工作人員隻好用報紙把窗戶縫糊起來。地面潮濕，鋪的是大塊方磚。有關方面，幾次要給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絕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簡單地維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體國務委員會議上，做了多次嚴肅的自我批評，檢討自己沒有把好關，承擔了全部責任。后來部長們說，“總理，你別再檢討了，再檢討，我們都要落淚了。”總理說：“我做檢查是應該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副總理、部長們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實，他的住房設施非常簡單，辦公室連個沙發也沒有，還是他檢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給他一個特別的單人沙發。他的筆筒就是個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閱文件，連個台燈也不讓買，還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鐵棒、鐵皮給他制作了一個。西花廳有養魚池、水榭，但是，周總理生前沒有讓放過水，他說浪費。他之所以終生艱苦奮斗，是因為他參加革命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和高官厚祿，而是把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人生價值的標准。

　　周恩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他身居高位從不謀私。平時外出，吃飯、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錢。乘車到醫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機老楊記下公裡數，自己交汽油費。他從不收禮，也不允許地方給中央送禮。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機關的生活很艱苦，就從青海湖打撈了2000多斤鰉魚運到中央辦公廳。周恩來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為路途遙遠，退回去，魚會腐爛，他才同意作價，把款匯過去。為此事，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發了通報，要各省、市以此為戒，不准再送東西給中央。凡是送給他個人的禮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關部門處理。他認為在中國這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封建主義思想影響很深，民主傳統十分缺乏的國度裡，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點。請客送禮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助長一種腐敗的社會風氣。

　　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絕不利用權力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

　　他沒有子女，但對自己的親屬、晚輩，不僅不用職權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嚴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業部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后因胃病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被有關部門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認為這樣等於不工作，拿干薪，影響黨的形象。為此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意見，讓胞弟提前辦理了病退手續。他的侄子周爾輝在北京一所大學當教員。為了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有關方面把周恩來的侄媳婦孫桂雲從淮安調到了北京。周恩來知道了，說照顧夫妻關系，為什麼不能從大城市調到小城市？勸侄子侄媳帶頭響應國家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號召，后來一同調回淮安。周恩來的表兄萬敘生寫信請他為當臨時工的表姪女安排個正式工作，周恩來回信說：“這是關系到遵守國家制度和服從國家需要的問題，我沒有權力要求國家對自己的親友給予特殊照顧。我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我國剛開始實行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的制度時，周恩來就讓侄兒周榮慶由北京到河南當了農民。在黨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周恩來又鼓勵侄女周秉建到內蒙插隊。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續應征入伍。總理對周秉建講：女兵很難當，怎麼就偏偏挑上了你？那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這樣影響不好。“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不能搞！”后經部隊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內蒙古大草原當牧民去了。總理生前對親屬制定了十條家規：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來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無工作者總理付伙食費﹔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許請客送禮﹔不允許動用公家汽車﹔凡個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別人來辦﹔艱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工作細則，提出警衛保總理的安全，醫生保健康，秘書保工作 ，周恩來看后，又特別加上一條， “保政治影響”，即周總理、鄧大姐和身邊工作人員共同維護黨的政治影響。在商品短缺年代，總理出差，規定身邊工作人員不能在所住招待所買內部價的便宜東西，需要什麼，到市場上去買。“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知道身邊工作人員也有人走后門，把孩子送到部隊當了兵，很生氣，都讓他們給孩子辦理了退伍手續，仍送回農村插隊。

　　（三）“海納百川，品德純美”。

　　周恩來以人為本，堅持唯物史觀，從內心深處尊重人，關心人，平等待人。他關心人們的政治權利、物質利益、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是為了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寧願犧牲個人的利益。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產主義者，有解放全人類的胸懷，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務實的品格。他重義守信，待人以誠。他是把理性與情感、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得恰到好處的政治家。他立場堅定，原則性強，實事求是，在關系黨和國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退讓﹔在該堅持的原則問題上，決不動搖。他堅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講信義，通情達理，為人敦厚熱情，品德純美，產生了很強的親和力、凝聚力。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層下層，都有他許許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們心目中，他是領袖、偉人，又是良師、益友，是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好公仆。

　　周恩來品德純美，不僅表現在戰斗、工作、社會生活、人際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姻，是思想和靈魂的結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連結，他們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愛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艱難困苦、生死關頭他們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患阿米巴肝膿瘍，鄧穎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邊。因無法消毒，隻好用雪山上的冰塊敷在肝區上部，以控制炎症的發展。三天后，周恩來排出半盆膿，才轉危為安。周恩來清醒后沒有兩天，鄧穎超因掉下沼澤后就發高燒。當時僅有一支退燒針了。鄧大姐堅持把這支針留給周恩來，自己靠堅強的信念挺了過來。

　　在事業上，他們互相理解、互相鼓勵，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鄧大姐出任政務委員職務，擔任部長。周總理都沒有同意。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裡的一個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混到一起去了，這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也不利於我的工作。”“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職。”

　　實行薪金制時，有些人爭級別，鬧待遇。周恩來為在全黨樹立廉潔奉公，正確對待名權位的好風氣，總是帶頭壓低自己和鄧大姐的工資、職務和待遇。定工資時，鄧大姐被定為5級，周總理又給改為6級。1974年底，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提議讓鄧穎超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總理不同意，就把這件事壓下來了。周總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鄧穎超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當她的秘書趙煒問及是否知道當年毛主席的提議時？鄧大姐說，早就知道此事，並且很平靜地講，“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

　　在生活上，他們互相關心，相濡以沫。周恩來日理萬機，仍無微不至地關懷著鄧穎超的健康。他有夜間辦公的習慣，有時開會，凌晨三、四點鐘才驅車回到家。為了不影響鄧大姐休息，總是與工作人員躡手躡腳地從屋后的小道繞行。外交秘書陳浩親切地稱這條小路為“周恩來小道”。

　　有一次會見客人，按組織上安排，鄧穎超與周恩來一起見客。平時是在樓上會見客人，秘書正要做准備，總理到了，吩咐說：“今天小超也參加，就在樓下見客吧，省得讓小超上樓了。”事情雖小，但讓人體會到關心之細微，愛情之深厚。

　　參加萬隆會議時，周恩來在一個星期中隻睡了l3個小時的覺，他怕鄧穎超擔心，回國前特別囑咐秘書：“不要讓小超操心，她身體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補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有時到早上八九點了還沒有睡覺，鄧大姐怕干擾他的工作，又擔心總理的健康，就寫個紙條，讓工作人員放在總理的辦公桌上，提醒他“恩來，該休息了！”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熱烈而經久不衰，老而彌堅。1969年，越南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吊唁。當時越美戰爭仍在繼續，美國飛機經常在上空轟炸，大家都為總理的安全擔心。周總理安全返京，一進門，鄧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說“老頭子，你可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周總理把鄧大姐攬到懷裡，兩人溫柔而又有風度地擁抱在一起，周總理深深地在鄧大姐臉上吻了一下，那麼自然，那麼親熱，那麼令人羨慕，那麼令人感動。

　　他們的婚姻達到了“革命與生活的和諧”。1984年，84歲高齡的鄧大姐在回憶她和周恩來幾十年熱烈、專一、美好的婚姻時說：當時“我們的思想受了國際、國內新思潮的影響，我們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這使我們的感情不只是個人的相愛，而是上升到為革命、為理想共同奮斗，這是我們能夠相愛的最可靠的基礎﹔而且，我們一直是堅持把革命的利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的事情、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們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堅定的，不屈不撓的，不管遇到任 何艱難險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奮斗，不計個人得失，不計流血犧牲，不計夫婦的分離”。婚后，他們把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諒、互信、互讓（簡稱“八互”）作為相伴終身的准則，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他們的愛情不斷升華，成為人們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誠、最美滿、最幸福的革命伴侶和生活伴侶。如黑格爾所講，“愛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鮮花，倘若它囿於個人私生活的狹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隻有使它植根於為人類幸福而努力奮斗的無垠沃壤中，才會盛開不衰。”學習周恩來精神風范，對於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很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