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得到黨內外廣大人民群眾持久而深切的懷念？【2】

　　（二）學習周恩來精神是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能一勞永逸。對於我們這樣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來說，始終面臨著正確對待權力，跳出歷代統治者在掌權后，因腐化墮落而導致人亡政息周期率的考驗。近20年來，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垮台。歷史一再証明，任何政黨，不管你曾經為國家為人民做出多麼大的貢獻，不管你曾經得到人民多麼真心的擁護，一旦腐敗變質，就一定會被人民拋棄。我們研究執政規律，這是個最基本的規律，是一條鐵律。社會轉型期，往往是腐敗的高發期，我國正處在這樣的轉型期。特別是在困難面前，在遇到危機時（包括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堅強的黨性、優良的黨風往往是團結凝聚黨心民心，化危為機，共克時艱的強大精神力量。而腐敗、公權私用，權貴經濟往往是引發社會動亂的導火索。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黨面臨“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而且這些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向全黨提出“兩個都不是”“四個不等於”的警示：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要求全黨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

　　周恩來精神是黨的性質、宗旨、作風的集中體現，學習周恩來精神，對於落實十七大、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保持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執政安全有重要意義。

　　（三）學習研究弘揚周恩來精神是培養適應時代要求的領導干部的需要。

　　黨和國家處於明顯的代際繼替時期，“文革”前大學畢業的同志，基本上退出了領導崗位。大批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干部將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由於我國處在社會深刻轉型時期，各項制度處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在市場經濟和全面開放條件下，新一代年輕干部手握重權，身挑重擔，面臨著各種誘惑和國內外復雜環境的考驗。

　　如果不加強黨性修養，缺少足夠的“定力”，就容易成為腐敗的“俘虜”。最近，中央特別強調選拔培養年輕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強調在認真抓好干部知識和能力培訓的同時，要把“德”的培養鍛煉放到更突出的位置，強調要進一步強化黨性鍛煉。胡錦濤同志多次向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提出了“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周恩來是大功大德集於一身的人民公仆、黨性修養的楷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他在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上工作了整整半個世紀，他的成長史、奮斗史，是波瀾壯闊的黨史、國史的縮影，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偉大、忠誠、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歷程，揭示了他之所以成為杰出領袖、世界偉人、最得民心的共產黨員的真諦。周恩來的生平事跡是培養適應新世紀要求領導干部的鮮活教科書，周恩來精神是引導新一代德才兼備領導干部成長成才成事的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學習周恩來精神對於我們黨順利實現代際繼替，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有重要意義。

　　不僅領導干部要學習周恩來精神，普通黨員、干部也要學，因為周恩來精神中體現的黨魂、國魂、民族魂，是每個黨員干部都應當繼承發揚的。

　　我們也應該在青少年中以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形式宣傳周恩來精神，使周恩來精神在青少年幼小的心靈中發芽、生根。

　　二、把握周恩來精神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近年來，對周恩來精神的研究不斷深入，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概括，這些概括，從不同方面、不同視角闡釋了周恩來精神。周恩來精神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包括周恩來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人格風范、精神境界等內容，也包括他的工作作風、態度、工作精神等內容，還包括他注重黨性修養、自我完善等內容。“周恩來精神”的內涵雖然很豐富，但各方面的內容不是並列的，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大家的共識 。胡錦濤號召全黨學習周恩來的精神，他著重強調了六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

　　第二，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

　　第三，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

　　第四，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

　　第五，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

　　第六，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

　　根據錦濤所講的上述內容，以及當前黨員干部隊伍建設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我想，我們紀念周恩來，學習周恩來精神，需要學習的內容很多，當前特別需要學習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信念，矢志不渝。

　　確立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周恩來畢生奮斗的力量源泉，是他的優良作風、高尚人格的內在根砥，即我們所說的“誠於中而形於外”，也是鑄就他的“大功”的根基。周恩來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黨的核心領導崗位上長達半個世紀，不僅經歷過極為艱險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極為復雜的黨內斗爭。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如：長征），無論面對多麼復雜危險的局面（如：西安事變），無論個人受到多麼大的委屈（如：文革），他對黨、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對建設社會主義，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他為什麼能夠做到確立信念，矢志不渝，終其一生？毛澤東把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叫做共產黨人的政治道德。在學習周恩來確立和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方面，我覺得有三條特別重要的啟示：

　　第一，立志救國，心系人民，把個人志向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樹立和堅持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基礎。

　　我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探索和認識，在不斷深化。也在不斷剔除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些錯誤的認識和誤解。比如：把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前蘇聯模式等同於社會主義等等。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進一步認識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並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上述成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糾正了一些不大科學的認識。但是，有一點，是不變的，即我們從事的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事業，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事業。一個人隻有把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的前途和最大多數人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融入社會的進步，才有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從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崇高志向，是他探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源動力，也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以升官發財、爭名奪利為生活樂趣的人，一個不關心人民疾苦，不熱愛祖國的人，不可能有強烈、持久的追求真理的熱情，更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作為終生的奮斗目標。作為執政黨的黨員干部，要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在今天，就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為最大多數人謀取做大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堅持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堅決反對腐敗、反對形成特權階層，反對權貴經濟。

　　第二、理論清醒，行動才能堅定。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學的理性認識基礎上，才能經得住大風大浪的考驗。

　　這是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念過程中的又一顯著特點。他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經過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達“篤行”的過程。一個具有救國救民良好願望的青年，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但並不一定能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它不會在人們頭腦中自發地產生，必須通過自覺地刻苦學習和深刻領悟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它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代表學說的直接繼續，隻有具有廣博的知識的人，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它，深刻地理解它。

　　理想信念隻有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堅定不移。周恩來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東渡日本，西赴歐洲，博覽群書，攻讀馬列，對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推求比較”，並實地進行社會考察。在此基礎上，認識到隻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樣確立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所以才經得住各種風浪的考驗。今天，有些人思想混亂，其說理想信念動搖，倒不如說，他們的理想信念從來沒有真正確立過。甚至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學習周恩來精神風范，對黨員干部和青年，在紛繁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如何樹立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有重要啟迪。

　　第三，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必須處理好偉大事業與個人功名地位的關系。周恩來從青少年時代就自覺地把個人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上升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融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解放全人類的實踐。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業，不重個人權位﹔重名譽，不重個人名位。把個人的權位看成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實現“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標的本身。所以，在遵義會議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后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為組長。周恩來從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自覺地退居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對確立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實際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性偉大轉折起了特殊作用。長征中，張國燾以四方面軍人多為籌碼，要挾中央，說如不解決“組織問題”（給他更大的權力），就“無法順利滅敵”。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議后，把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建國后，實行工資制時，有關部門提出了工資等級表，把總理與國家副主席放在一個等級欄內。傳閱時，周恩來把“總理”勾下來，與副總理放入一個等級欄內。他從不宣傳自己，也不希望別人宣揚他。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其中，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作出了特殊貢獻。但是，周恩來從不以功臣自居。甚至還竭力抹掉由他首創或帶有他個人印記的某些東西，把他的重要理論貢獻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之中，在周恩來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爭當大官，重事業，不追求個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來始終把領導職務看作一種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英勇奮斗、無私奉獻的責任。他一生中為黨為人民進行過各種形式的斗爭，承擔過各種最復雜、最艱巨、最危險的任務，西安事變、勞山遇險、萬隆會議-----不知經歷過多少次生與死的考驗，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臨危不懼，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英勇奮斗，不怕犧牲，忘我獻身的精神。

　　這種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使命感、責任感，還突出地表現在他“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上。六屆四中全會前后，是我黨歷史上極端困難、十分艱險、瀕於分裂的時期。周恩來面對黨內斗爭中對自己的誤解和潑來的污水，不顧個人的榮辱毀譽，忍辱負重，竭盡全力維護黨的團結，兩次挽救黨於危局，使黨渡過了難關。

　　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性災難中，他沒有選擇“遠事避禍，潔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養病也未嘗不可）﹔也沒有選擇“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選擇了堅守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與“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忍不拔、頑強卓絕的斗爭，盡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著“下苦海”、“入地獄”，犧牲自己的決心，盡最大可能減少這場災難對黨和人民的打擊，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鋪墊了結束這場災難的道路。表現出堅強的黨性、忘我犧牲精神和高超的斗爭藝術。李先念講：“他是在荊棘中潛行，在泥濘中苦戰”。葉劍英講“最艱難處顯奇才”。陳雲講：“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他再次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體現出他的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