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如何與共產國際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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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既是為本國的的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而斗爭，也是國際無產階級共謀人類解放的組成部分。因此，怎樣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國際援助的關系，是涉及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期間及會后的妥善處理，創造了寶貴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遵義會議慎重處理了自主決策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遵義期間，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轉折點，從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和革命。遵義會議糾正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情況非常特殊，不僅不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進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嚴厲批評了受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共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博古，獨立自主地重新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連多年來尊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李德也因軍事路線上犯了嚴重錯誤而被批判，並撤銷其軍事指揮權。這些做法是中共黨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經成熟的重要標志。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遵義會議採取的上述重大措施，是在擁護共產國際的大前提下進行的。會議雖然批評和糾正了博古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所犯的“左”傾教條主義，以及朱德在軍事上的“左”傾錯誤，但沒有涉及共產國際在指導上的責任，相反卻給予必要的尊重。會議決議對共產國際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數次來電均作了肯定性的評價，也沒有點名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負責人王明（當時正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這是因為，八七會議糾正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及1931年中共三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都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分不開。直接召開這次遵義會議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受共產國際領導的一個下層組織，所以，怎樣妥善地處理與上級領導機關的關系，既堅持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主要負責人，又尊重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繼續爭取蘇聯的支援，就成為遵義會議后必須慎重處理的一個重大問題。

新任總書記張聞天及時部署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書記處會議，鑒於不久前廣昌失守后，國民黨軍隊開始逼近中央蘇區腹地，中央紅軍還很少可能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於是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向西進行戰略轉移，並將這一重要決策報請共產國際批准。6月25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然而到同年10月，由於上海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國民黨特務不僅逮捕了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和電台工作人員，而且劫走了收發報機和其他通訊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

1935年3月5日，任弼時從紅二、六軍團致電已經從江西突圍的中共中央，報告上海中央局派交通員兩次來紅二軍團，並帶來與滬電台聯系的密碼，所持中央局介紹信稱：中央駐滬全權代表處去年10月遭破壞，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團組織、工會、特科“均受極大破壞，干部犧牲很多”，“滬完全坍了，和中央關系中斷三月”。經考察，來人“似無大問題”。我們擬建立此間與上海經常的交通線，並擬在津市建立中轉站。因此間電台功率小，與上海“恐無通訊希望”，望“中央台仍注意和滬台聯絡”。

對於任弼時告之的上述情況，中共中央十分重視，深感當務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閉塞狀態，隨即決定派人去上海恢復黨的白區工作，並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於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首先找潘漢年（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談話：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雲同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白區工作部部長）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恢復黨的秘密工作，並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系，隻有這樣才可能掌握國際形勢的全局，以利確定正確的行動方針。並且告訴潘漢年：我們和共產國際的聯系電台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同國際的聯系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如在上海聯系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盡快地和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結果和紅軍戰略轉移的近況。張聞天還說：遵義會議后，考慮到今后的軍事行動將更為艱難和嚴峻，黨中央曾打算將中央機構轉移到南洋地區去活動，但沒有確定下來。現在派陳雲和你出去，就是要使黨中央保持著和國際國內的有效聯系，不致被長久地隔絕在邊遠、閉塞的地區。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還向潘漢年介紹了到貴陽城找地下黨組織的聯絡辦法。

陳雲也和潘漢年談了話，他們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期已經有過良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賴。陳雲對他說，我們這次要分開走，中央決定讓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后我們再設法會合。他們約定了在上海的聯絡辦法，是用陳雲相識的潘漢年表妹呂鑒瑩的地址會合，因為呂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