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如何與共產國際聯系【3】

共產國際執委會專門聽取陳雲關於遵義會議情況匯報並表示認同

陳雲於9月上旬到莫斯科后，隨即被安排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也稱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9月25日至10月11日召開），並在大會閉幕后同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滕代遠受到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接見。9月底（或10月初）開始參加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化名史平）任監察委員會委員。10月9日，同陳潭秋等曾出席共產國際七大或青年共產國際六大的11名中共代表一起，進入莫斯科列寧學校特別班學習，同時做好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實際情況的准備。

這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已達一年。正當共產國際執委會急切盼望了解中共情況之際，陳雲等人來到莫斯科， 使季米特洛夫（前不久經共產國際七大當選為總書記，並分管共產國際中國部的工作）等領導人非常高興。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中國問題，聽取陳雲、潘漢年、陳潭秋3人的匯報。陳雲詳實地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開始長征的艱難歷程，以及遵義會議的情況，並對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及候補書記弗洛林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答復。

陳雲的匯報，如實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和紅軍在戰略轉移初期的混亂，說明出現這種情況雖有客觀原因，但主要是華夫（即李德）、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所造成，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拒絕毛澤東倡導的積極防御方針，尤其是在從江西到貴州的長征第一階段，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但從指揮上看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部隊出發西征之前，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政治局也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二是長征“上路時所帶的輜重太多，帶了許多笨重的機器和大量的物件，我們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工廠的機器都抬走。專門運輸這些設備的，就有5000人”。以致“主力部隊全都變成了輜重護衛隊……先頭部隊往前挺進，而后衛部隊還落后在二三百裡之外，……大大削弱了我們的戰斗力”。三是在進行路線上仿佛沿著一條用鉛筆在紙上寫好的路線。但是“由於軍用地圖上的位置常常標錯，我們常常走進死路而被迫走回頭路”。因此，“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這場爭論以決定改變原來的方針而結束”。“我們拋棄了過去的直線行軍的做法，轉而採取比較靈活機動的行進方式。由於策略改變了，我們前進比較順利，打進了貴州，攻佔了遵義城。”

接著，陳雲匯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 ，著重說明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者不僅有政治局委員，而且有中央紅軍的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會議“徹底糾正”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前一階段犯的一系列軍事錯誤，“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從而“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這次會議還決定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四川進軍。經過一系列艱苦的斗爭，“兩支大軍———紅四方面軍和江西中央紅軍終於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師”。

陳雲接著高瞻遠矚地指出，這次“歷史性會師”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1）沖破敵人的包圍圈，主力紅軍實現了大轉移，標志著蔣介石“清剿”紅軍計劃的破產。（2）紅軍兩支大軍會合后，建立了強大的革命根據地，而且具備了紅軍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實力，因而可以與敵人進行更大規模的較量。（3）在江西時敵人可以把我們團團包圍，現在紅軍位於川北、陝西、甘肅和青海一帶，軍事戰略條件比以前更加有利。蔣介石現在隻能從東向西或從南向北對我們發動進攻，再也不能從四面進行包圍，這種有利的戰略位置是今后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

陳雲的匯報，還總結了遵義會議后中國紅軍之所以能夠擺脫被動挨打局面、實現轉敗為勝的原因，認為歸根到底在於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點”：（1）紅軍有著真正英勇不怕犧牲的戰士。（2）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特別是領導上都成熟起來，培養了一批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政治、軍事領導人。（3）正確對待群眾和得到群眾的支持。他強調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關鍵在於“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

陳雲在匯報中實事求是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即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所犯的關門主義錯誤，主要表現為“我們同十九路軍訂的軍事協定，不是建立在創建反帝統一戰線這一正確立場的基礎之上的。我們把十九路軍看作是某種試圖走特殊道路的反動勢力，把它視為沒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種力量”。從而明確提出：“我們的黨應該在新的形勢下改變自己的策略，在已佔領的陣地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通過這條統一戰線來取得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徹底勝利。”

總之，陳雲這次當面向共產國際領導人所作的詳細、客觀、平實的匯報，使共產國際了解了中國紅軍撤出蘇區以后中國革命的現狀，慶幸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終於走出低谷，重新邁向勝利。這對他們正確了解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富有實踐經驗的領袖群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之前，1935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經將毛澤東列入共產主義運動杰出活動家的名單，並被選舉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這次聽取陳雲的匯報，季米特洛夫等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政治、軍事才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也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班子的認同。並且由於共產國際七大已經作出決定：共產國際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各國領導可以“獨立地來解決斗爭中的政治問題和策略問題”。因此，季米特洛夫等共產國際領導人，當聽到中國紅軍因指揮上的“左”傾錯誤導致巨大損失后，都感到非常痛心和驚訝，意識到共產國際以往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與實際不符，需要重新檢討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從以上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反應可以看到，陳雲的這次匯報，勝利完成了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交給的特殊使命，對重新溝通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產生了不可低估的積極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