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如何與共產國際聯系【2】

潘漢年先行前往上海未獲成果

潘漢年接受上述任務時，正值中央紅軍二度佔領遵義，准備向貴陽進發之際。他經過一番安排，化裝成一個商人，改名楊濤，鄧發（時任保衛局長）為他找的一個商販結伴，混在被紅軍拘捕的一幫大煙販子中。他憑著豐富的社會知識和能言善辯的口才，沒有多長時間就同這些商販混熟了，並使他們非常信服。當紅軍向貴陽轉移時，這些在押的不法商販一起跟著部隊出發，潘漢年有意策動他們行動遲緩，落在大隊人馬的后面，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時，便帶著他們逃跑。負責押送這些商販的部隊指戰員心知其中的奧秘，虛假地追趕了一陣也就作罷。這些商販則把潘漢年當作義士俠客和救命恩人，處處給以照顧和保護，從而一起混過了沿途國民黨軍隊的盤查，平安地到達貴陽。

潘漢年到貴陽后，找到中共貴州省工委的秦天真，在聽取當地的工作匯報后，及時傳達了中央的三點指示：（1）迅速建立起貴州省工委會﹔（2）准備迎接紅軍，建立面向貴陽、遵義，背向川滇的蘇區﹔（3）搜集貴州敵軍的軍事地圖、軍隊密碼、飛機符號等。潘漢年在貴陽休息了一個星期，隨即在秦天真派的社會關系藍運城（女）掩護下，一同搭乘敵軍地方部隊運轉物資的軍用汽車前往廣西柳州和梧州，再轉乘輪船到達廣州，並繼續轉赴香港。三四月間，潘漢年從香港寫信給呂鑒瑩聯系，得知潘渭年在上海，然后經呂聯系，約定兄弟倆在上海相見的地點，即離港赴滬。

潘漢年抵上海，得知潘渭年的領導是董維健（即董健吾，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長），即要他向董報告，要求與當時中央局負責人會面。經董聯系后，潘漢年與負責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見了面，進一步得知上海中央局已於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遭到敵人3次大破壞，遂於1935年3月另行成立上海臨時中央局，以維持黨在白區的工作及各方聯系的局面。潘漢年到達上海后，向浦化人說明了中央派他來上海的任務，並要求尋找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關系。浦告訴他，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不久前已被敵逮捕，目前已沒有負責人在上海，而且上海白色恐怖嚴重，在此久留也不安全，勸他們回香港等候，並通知有關方面與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取得聯系。因此，潘漢年與潘渭年約好今后聯系辦法后重返香港。

潘漢年回到香港后，又主動設法與另一渠道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即會見了原先的情報關系梅龔彬（原名梅電龍，從1932年起即有來往）、錢鐵如以及多年失去黨的組織關系的柯麟和葉挺等人。從這些熟人那裡，潘漢年初步了解到共產國際將於下半年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要想找到共產國際的關系，可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於是便尋求辦理出國的手續。梅龔彬約請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與潘漢年見面，請他們疏通兩廣派的關系找出國的門路。葉挺也找到了廣州警察局專管出國旅行護照的關系，為潘漢年辦理出國手續。

陳雲歷經艱險赴莫斯科找到共產國際

在潘漢年先行去滬的同時，陳雲則繼續隨紅軍西進，經過兩渡赤水、突破烏江、強渡金沙江、飛奪大渡河等艱難歷程，於1935年5月31日到達西康的盧定縣城。當晚，陳雲出席了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紅軍渡過大渡河以后的形勢與任務。會議作出兩項決議：一是中央紅軍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線，以避開人煙稠密地區﹔二是派陳雲前往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會后，張聞天同陳雲談話，再次說明白區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央派他去滬的意圖，囑他盡快溝通中央與外界包括同共產國際的聯系。6月，中央紅軍攻取四川西部的天全縣，終於擺脫了強敵的圍追堵截，也為陳雲出川赴滬創造了有利時機。

由於陳雲此行肩負重大特殊使命，中央對他的旅途安全作了周密的部署：（1）採取迂回前進的路線，為了避開國民黨軍警密集的封鎖線，安排陳雲從天全縣靈官殿村向南繞道滎經縣，之后經雅安北上成都，南進重慶，再乘船沿長江東去上海。（2）找一名當地的共產黨員隨行照應，人選為土生土長的地下黨員席懋昭（四川儀隴縣人，1933年加入共產黨，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天全縣靈官殿村小學校長）。（3）找一個可以作擋箭牌的“向導”。恰巧在紅軍進入天全縣時，抓獲了當時的縣教育局長，此人又是滎經縣的一個地主，正好可以利用。於是紅軍將他隨軍押到靈官殿村，然后故意讓他脫逃，好為陳雲他們所利用。然而，在隨后的歷程中仍是充滿了驚險和機智的交織。

6月上旬的一個雨夜，陳雲裝扮成一個躲避紅軍的商人，在扮做川軍軍需人員的席懋昭陪同下，於靈官殿村離開繼續長征的紅軍隊伍，踏上了艱險的路程。當時由於中央紅軍進入川西，四川境內大小軍閥都很驚恐，急忙調集所能動員的軍、警、憲、特，外加乘機入川的“中央軍”，到處設卡，層層封鎖。陳雲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奉命出川，困難可想而知。但他在四川黨組織的協助下，以自己的勇敢和機智，終於闖過了一道道險關，其中，那位同行的教育局長還和陳、席二人成了“患難之交”，給了不少幫助。

當陳雲、席懋昭離開靈官殿村沿著泥濘小路前行不久，那位被紅軍有意放跑的天全縣教育局長，很快跟了上來。這位局長慶幸自己“死裡逃生”，與陳、席二人不期而遇。席懋昭主動和他打招呼，佯稱他倆是為躲避紅軍而往外跑的。當時這位局長身處荒郊野外，在失魂落魄之際碰到了兩個同樣遭遇的人，正是喜出望外，即以實情相告，並流露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意。這一點，正是陳、席二人求之不得的。由於這位教育局長在天全、滎經兩縣是個知名人士，同地方軍閥、豪坤均有交往，有他相伴而行，一路上方便得多，順利通過了敵人的一道道關卡。到了滎經，這位“患難之交”的教育局長還招待陳、席二人在自己家裡住了一宿。隨后，他倆繼續以商人和川軍軍需人員的身份往成都趕路，機智地應付了反動軍警的多次盤查。

到達成都后，陳雲持劉伯承的親筆信拜訪他的摯友、美豐銀行董事胡公著。胡見劉信，既為老友健在而喜，又為新朋的安全擔憂，忙對陳雲說：現在外面風聲很緊，你盡快離開這裡為好，隨即安排他就在美豐銀行樓上住宿。第二天一早，陳雲還交給胡公著一張文稿，請他派人到《新新新聞》報館刊登一則《廖家駿啟事》，內稱：“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象牙圖章一枚，文為寥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是周恩來與陳雲事先約定的“平安到達成都”的聯絡暗號，以此告慰黨中央。隨后，陳雲告別胡公著，與席懋昭在約定地點會合趕往重慶。他們時而坐車，時而步行，機警地避開敵人關卡。到達重慶后，陳雲持劉伯承的另一封親筆信，在一家店鋪裡找到了劉的弟弟，並在其家中住了下來。12天后，陳雲買到了去上海的船票，與席懋昭在朝天門碼頭依依惜別，獨自乘輪船順流東去。

陳雲於6月底（或7月初），抵達上海時，這裡已是今非昔比。他化名李介生，先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館住下。由於中共地下組織接連遭到4次破壞，一時難以接上組織關系，而且從公開登報反共的原共產黨員名單來看，就有70多人認識陳雲，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設想。在這種異常惡劣的環境中，陳雲隻好先通過公共電話簿查到老朋友章乃器的電話，請他幫助找到他的三弟。這時，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兩所大學的教授外，更是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三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以及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斗爭。這時，章郁庵改名章秋陽，公開身份是上海東方信托儲蓄公司高級職員、上海華商証券交易所經紀人，並以此為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於是，陳雲通過章乃器找到了章秋陽，移到章秋陽在霞飛路的家中暫住，后又住到其在英租界山西北路的岳母家，並通過章秋陽找到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等，從而接上組織關系。當他了解了上海黨組織的現狀后，決心重整旗鼓。

不料風雲再變，上海臨時中央局和江蘇省委（設在上海）又遭敵人大破壞，浦化人和臨時中央局宣傳部長董維健等人被逮捕。陳雲臨危不懼，經章秋陽設法與在臨時中央局工作的楊之華（瞿秋白夫人）、何實嗣（何叔衡女兒）取得聯系，得知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又通過他們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接上關系，初步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的任務，然后又經潘渭年與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聯系，相約在上海見了一面。

共產國際和在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團得知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認為陳雲、潘漢年等主要負責干部在上海已難以立足，同時認為原來的那一套斗爭方式已不適應，於是決定改變方針，實行隱蔽精干、以待時機的策略，指示他們立即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去工作或學習。

設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傳達了以上指示，陳雲隨即向上海地下黨組織交待工作。9月上旬，通過宋慶齡的幫助，由國際友人馬海德醫生開著一輛高檔的福特轎車，把陳雲和陳潭秋順利地送上一艘蘇聯貨輪，同行的還有曾山、楊之華、何實嗣等七八人。為了躲避國民黨軍警上船搜查，蘇聯船長把陳雲特地安排在享有檢查豁免權的船長室﹔其他同志則藏在貨輪最底層的悶艙裡，又黑又臟又臭，空氣十分污濁，直到貨輪駛出黃浦江進入大海后，他們才得以登上甲板重見天日。當貨輪到達海參崴時，陳雲一行離船踏上這個中蘇邊境城市。蘇方為了掩護他們，公安人員持槍裝作押送走私犯的樣子，把陳雲一行以“偷渡者”名義帶下貨輪直接護送到海參崴公安局。在這裡，陳雲等人立即換上了西裝，休息兩天后改乘火車西去莫斯科。潘漢年則化名水番三郎，於8月下旬乘蘇聯貨輪“東方號”離開上海，也於9月上旬到達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