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如何與共產國際聯系【4】

中共代表團派林育英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新方針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結束長征到達陝北。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其成員林育英（化名張浩）回國尋找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其任務是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同時帶回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絡用的電台密碼。林育英化裝成商人，經蒙古於本月中旬來到陝甘寧邊緣地區的定邊，然后由赤衛隊護送到瓦窯堡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會面。

林育英一到瓦窯堡，張聞天特地安排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窯洞裡，並且急切地和他徹夜長談，聽取了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起草、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第二天，張聞天就給在前方指揮打仗的毛澤東寫信，及時通報林育英來到瓦窯堡的情況及談話內容。在直羅鎮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也來到瓦窯堡會見了林育英。從此，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立即考慮怎樣在政治上轉變策略方針的大事。

12月17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林育英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委托，向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及有關情況，使與會同志了解了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共產國際制定新政策的實質，以及共產國際賦予中國黨的任務和責任。會議討論了共產國際的提示和華北事變以來政治形勢的新變化，認真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於2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張聞天起草）。決議正確分析了當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和國內階級的變動的新情況，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准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的特點”。這種新形勢，使反革命營壘發生了“新的動搖，分裂與沖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於目前形勢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採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的”。因此，重新確定“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為了適應這種需要，決議再次重申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主張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名稱改為“人民共和國”。決議還強調共產黨要在爭取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同時，著重批判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

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的精神，毛澤東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從理論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充分說明黨與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並估計到地主買辦階級也會發生分化，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同時強調指出加強黨和紅軍的力量是爭取統一戰線中領導權的關鍵。

在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指導下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是繼遵義會議糾正了軍事上組織上的“左”傾錯誤之后又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完整地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為適應抗日斗爭的歷史要求從政治路線上作了重大轉變，對於扭轉“左”傾錯誤給黨造成的長期孤立局面，進一步推動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林育英以“國際代表”名義迫使張國燾停止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

林育英通過與中央領導人的多次談話，不僅了解了近幾年來國內革命和紅軍長征的情況，而且得知紅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張國燾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與中央產生了尖銳的分歧，尤其是1935年10月5日率領所部抵達西康卓木碉后，非法成立以他為“主席”的“臨時中央”，同時作出所謂《組織決議》，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此，林育英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毅然決定協助中共中央妥善處理與張國燾的分歧。12月16日，他給張國燾和朱德（紅軍總司令、長征后期同張國燾一起編在左路軍活動）發出電報，除了告訴他們自己到達陝北的信息外，明確表示“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他清醒地認識到張國燾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不會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但是考慮到張國燾掌握的紅軍超過中央直接領導的數量，如果不能爭取合作，對革命是不利的。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林育英商量，都意識到僅僅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已很難約束張國燾，必須借助“頂頭上司”共產國際的權威。於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出面，對張國燾進一步做好說服爭取工作，同時對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系做一些讓步。這樣，林育英又承擔起了一項共產國際原先沒有授權的特殊使命。

張國燾接到林育英的電報后，以為這是尋求共產國際支持的好機會，於是以所謂“黨中央”的名義，12月18日給“林聶彭李轉育英同志”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實質是向林育英告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狀。12月22日，林育英在給張國燾的復電中，向他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最近制定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策略，然后指出：“關於你們所提許多問題，當轉交中共代表團及共產國際，我想這些問題在國際及黨的七次大會上自能圓滿解決。”因此，他希望張國燾注意兩點：“第一，黨內爭論不應弄得太尖銳。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內可以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我已將這個意見同樣地向這裡諸同志提出。第二，國際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本來有如下意見：因為中國土地之廣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經濟的不統一與發展之不平衡，特別是中國革命在各地爆發等原因，中共中央勢難顧及。因此，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州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系，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他認為這可以成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辦法”，要張國燾“深思，見復”。

林育英的來電很快在紅四方面軍中傳開。朱德聞訊十分高興，於12月30日單獨致電毛澤東、彭德懷等並轉林育英，提出“我處與一、三軍應取密切聯系，實萬分需要，尤其對敵與交通情報應即時建立”，並介紹了所掌握的四川、青海國民黨軍隊調動情況，同時希望“你處敵情近況望告”。這是紅一、四方面軍自草地分開活動后，朱德沖破張國燾對通訊聯絡機構的控制，第一次單獨發給中央的電報。對此，毛澤東十分興奮，於1936年元旦直接復電朱德通報陝北情況，還明確告之：“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紅彥同志續來。據雲，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除蘇聯之外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我處不但與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系，對國際也已發生聯系。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

張國燾看了來自陝北的電報，對始終沒有答復他提出的“路線問題”和承認他的“中央”表示很不滿意，1月6日又以所謂“黨中央”的名義給林育英發了一封措詞強硬的電報，說什麼“為了黨的統一和一致對敵，必須堅決反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尤其是將中共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戰略方針，歪曲為向北逃跑，是搞分裂，強調“上述的一貫機會主義路線若不揭發，就不能成為列寧主義的黨”，但又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國燾的來電，1月13日以“聞天”署名復電提出嚴正批評，令其取消非法的“臨時中央”，重申：“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1月16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再次說明：“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惠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關系。我正帶著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同一天，中共中央秘書處也將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的內容摘要電告張國燾。然而，張國燾一意孤行，於1月20日致電林育英，拒不承認遵義會議決議，不但不肯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反而污蔑遵義會議改組后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是“假冒黨中央”，必須“自動取消中央名義”。在這種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張聞天於1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嚴正指出“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根據這個決定，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同時在黨內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正當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重大原則性爭論僵持不下的時候，朱德除了繼續同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作斗爭外，也在思考解決黨內統一的辦法。1月23日他再次單獨致電黨中央，認為現值革命新的高漲，黨內急宜求得統一，如果雙方各以中央名義發文件，對外不一致，會使革命有損失，因此建議暫時分別以南方局、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行中央職權。恰好中央也有類似的考慮。於是，張聞天1月24日復電朱德，表示對建議“至為歡迎”，同意彼處“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

在這關鍵時刻，林育英以共產國際名義的表態，終於使張國燾不得不停止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月24日同一天，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和朱德表明態度：“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國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了。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由此可見，林育英的這封電報，是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的一個范例。一方面，他旗幟鮮明地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支持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充分肯定紅軍長征已經取得的勝利，這就表明既不承認張國燾非法成立的所謂“中央”，也否定了他污蔑北上抗日是“逃跑”的謬論。另一方面，與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同意成立西南局的意見完全一致，實際上也是表明既不支持張國燾自立“中央”的分裂主義錯誤，又給了一個自動放棄的台階。

張國燾看到林育英以“國際代表”身份所作的表態，深知這個電報份量很重，終於不敢再頑固堅持錯誤立場。他懂得僅僅依靠自己兵多槍多的優勢，可以不把張聞天、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放在眼裡，但是絕對不能對處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共產國際說一個“不”字。1936年1月下旬，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朱德、徐向前、周純全、傅鐘等領導干部開會，傳達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議，大家都表示擁護。面對這種情況，張國燾於1月27日連發兩封電報。一封給“育英、聞天並轉各中委同志”，這表明已經勉強地承認了中共中央，並表示“原則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議﹔同時又提出無理要求，要“國際代表暫代中央”或將中央設在白區，要黨中央和他另立的“中央”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在另一封給林育英和張聞天的電報中，又為自己進行辯解。他說：對目前策略路線既漸趨一致，應急謀黨內統一。然而，仍不肯承認自己錯了，相反卻狡辯說：國際贊揚我黨和萬裡長征的勝利，自是鼓舞中國革命同志最艱苦卓絕的戰斗精神，誰也不想抹煞這個，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學得教訓。還說：黨內思想斗爭是應當加緊的，但黨內生活如果沒有領導干部間民主的、互助的、同志態度的互相商量，機械地運用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方面妨礙自動性、創造性、積極性的發展，同樣不能收到思想斗爭應有的效果，反養成打官話的習慣，發展成為似乎是有原則的斗爭。他還否認自己召開卓木碉會議對中央領導人的“處理”，抵賴說此間對兄處領導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組織結論，也沒有將兄等原則上錯誤及分裂黨和紅軍的事實告知二、六軍團，而是對兄處中央委員同樣表示尊重態度，對外仍用毛主席名義。

從張國燾的這兩封電報可以看出，他的錯誤立場有所轉變。一方面，他“急謀黨內統一”，表明沒有拒絕林育英的調解，也不敢再以“中央”自居﹔另一方面，他仍不肯認錯，還在為自己歪曲事實的“黨內斗爭”進行詭辯。但是，原來受他影響的陳昌浩等人已經很少繼續迎合了。因此，對於紅四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張國燾不得不征求林育英的意見。2月9日，張國燾和朱德聯名致電林育英和周恩來，並說對二、六軍團的行動方向與政治上有何指示，也請直發我處轉去。

2月14日，“育英、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明確表示：“兄等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自是黨與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歡迎。”“關於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問題，已見弟等前電所述，此外辦法國際都不能同意。”這就斷然拒絕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堅持了遵義會議以來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合法性及其領導地位。這封電報，除了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表明了堅定的原則立場外，在軍事方針上則提出三個方案，以便紅四方面軍在執行中享有靈活運用的機動權。電報傳到紅四軍后，高級干部立即開會研究，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張國燾在擅自帶兵南下受到嚴重挫折的情況下，又見斯大林已同意中國主力紅軍向蘇聯靠近，也隻好同意北上。

5月下旬，林育英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又通過多次電報對張國燾反復進行了說服教育，加上張國燾的“南下”、“西進”決策在實踐中一再遭到嚴重失利，處境已很困難，內部的反對意見越來越多﹔而且賀龍、任弼時等率領紅二、六軍團前來會合后，很快被中央升格為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已經不可能再對他們進行蒙蔽和控制。以上種種因素，使得張國燾再也無法繼續他自立的所謂“中央”，迫於無奈，終於在1936年6月6日自行宣布取消，同意北上與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紅一方面軍會合，標志著張國燾分裂黨和分裂紅軍的活動以失敗告終。

以上種種情況表明，遵義會議以后，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及時派人溝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繼續尊重共產國際的領導地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和完全正確的，在組織、政治、軍事等方面都收到了極其重大的效果。這一果斷決策及其成效，是眾多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智慧的結晶，理應在黨的歷史留下應有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