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共產黨宣言》

陳獨秀

李大釗

《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封面。

▲1920年8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

陳望道

山東廣饒縣《共產黨宣言》紀念館收藏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

　　1848年2月24日，英國倫敦一家印刷廠運出一批小冊子，單本隻有23頁。從此，共產主義——這個在歐洲橫空出世的“幽靈”，開啟了它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義烏分水塘的一間茅屋中，微弱的燭光下，一位29歲的青年全神貫注，字斟句酌，這樣一本小冊子正在一字一句地變成方塊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渾然不覺，吃得滿口盡墨，還贊說“甜”。

　　真理的味道，當然甜！這個青年叫陳望道，他正在翻譯的小冊子是《共產黨宣言》。

　　“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這些極富時代語言特色的譯文，與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並不完全一致，但是，這些方塊字閃耀著《共產黨宣言》的光芒，為暗夜中的中國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國，讓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陳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京師警察廳逮捕了。

　　那天，陳獨秀正在北京街頭散發《北京市民宣言》。這份《宣言》由他主創，內容是五四運動的延續：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約，不拋棄山東經濟權利﹔將徐樹藩、曹汝霖等6人免職﹔取消步軍統令及警備司令﹔給予市民集會、言論自由權，並警告如不答應要求，將採取行動。

　　結果，“西服白帽”的陳獨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藝場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鼓勵青年們“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沒想到一語成讖。

　　這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入獄。此時的他，思想激進，呼喚變革，但其實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被捕，是因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領導者的惹眼地位。陳獨秀在運動中的地位，毛澤東評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非但是陳獨秀，那時的中國，其實也還沒有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1848年2月24日，《共產黨宣言》在英國倫敦互倫街19號哈裡遜印刷所出版，這是一本23頁的裝幀簡陋的德文小冊子，印數僅幾百冊，但它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是世界共運史上公認的科學共產主義的“出生証書”，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揭開了序幕。

　　不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第一次為中國人所知，卻還要等上半個世紀。

　　1899年2月，上海的《萬國公報》刊發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大同學》，文中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長居英國，文章誤認他為英國人）。”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文“馬克思”。

　　那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和戊戌變法的失敗。為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識之士從西方的社會學說、思潮中探尋。《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傳入中國的。但是，且不說《大同學》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僅僅這樣零星的轉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自然沒有什麼反響。

　　最先注意到《共產黨宣言》蘊含力量的，倒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者。

　　19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流亡歐洲時，也曾學習和研究過《共產黨宣言》。孫中山1896年倫敦蒙難之后在英國留居近1年。其間，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正是在這裡，孫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動情況，並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這對他形成三民主義思想影響深遠。

　　在孫中山的影響下，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力宣傳《共產黨宣言》思想。梁啟超、朱執信、宋教仁、葉夏聲、廖仲愷等先后撰文，介紹《共產黨宣言》及共產主義運動。但那時的翻譯都是片斷的，有許多不准確甚至謬誤可笑的地方，像朱執信，他將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譯成了半文不白的東西：“嘻，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

　　此后，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先后在《民報》《天義報》《譯書匯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新世界》等書刊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譯。馬克思的中文譯名，還有麥客士、馬克司、馬陸科斯、馬爾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光看這些文章，恐怕很難想到這些名字都是一個人。

　　馬克思主義也是被當做西方眾多學說之一，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包括陳獨秀，在五四前期還把社會主義和人權論、進化論並列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嶄新的社會制度已成為現實，開辟了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並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也傳到了中國。在這一時期，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並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是李大釗。

　　1917年冬，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后，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

　　1918年11月，在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會上，李大釗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演講結束后，李大釗又為《新青年》寫下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文中，他不僅把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創造以自由鄉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陳獨秀被捕，原本該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延期到當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釗編輯的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

　　陳獨秀坐監的時候，身為好友的李大釗沒閑著。他除了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外，還完成了一篇對自己和中國日后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點介紹和摘譯了《共產黨宣言》。

　　原北京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張靜如認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釗思想急劇變化的時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獄的陳獨秀終於出獄了。

　　在獄中，陳獨秀的腦子也沒閑著。他仔細思考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並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黨史研究者一般認為，五四運動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陳獨秀思想向馬克思主義演變的開始。

　　陳獨秀雖然出了獄，卻還在軍警的監視下。自己家裡沒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適家，后來又在李大釗家裡住了一段日子，終究不是長久之計。1920年初，他和李大釗商量，決定到上海去。

　　為了能讓陳獨秀安全離京，李大釗雇了一輛小騾車，化裝成生意人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

　　陳獨秀頭戴氈帽，借了件廚師的背心穿上，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裡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兩人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

　　一年后，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黨史上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陳獨秀此番南下，隨身帶著一本《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這是他特地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的。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完整的全譯本。陳獨秀帶的這本書，成了《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底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