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共產黨宣言》【4】

　　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陳望道完成《共產黨宣言》的翻譯，沒等他給《星期評論》投稿，卻先收到了《星期評論》發來的電報。電報並非催稿，而是邀請他去上海任該刊編輯。於是，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稿，於1920年6月興沖沖地趕到了上海。

　　沒想到，陳望道到《星期評論》報到的第二天，這本雜志被國民黨當局停刊了。這讓戴季陶也大感意外。他原本打算應孫中山之邀前往廣州，請陳望道來是代替自己主編《星期評論》。前一天見到陳望道，還在“大哭，說舍不得離開這個刊物”，結果，這一“哭”，提前哭了《星期評論》的夭亡。

　　陳望道沒當成《星期評論》的編輯，但是不要緊，陳獨秀邀請他到了《新青年》。《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出版遭遇波折，未嘗不是好事。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是受《星期評論》之邀，但最終，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沒有在國民黨的刊物上首發，還是經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手出版。

　　陳望道把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獨秀和李漢俊，請他們進行校閱。

　　陳獨秀看罷《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版，大加贊賞，決定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

　　譯稿已校好，出版機構也定了，就差出版經費了。恰在此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俄籍華裔楊明齋，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系中國的建黨問題。維經斯基聽說要出版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自然鼎力支持，立即資助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義於“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中譯本在上海問世。它豎排平裝，略小於32開本，全書共56頁，用5號鉛字排印﹔封面為淺紅色，有馬克思半身坐像，印著“馬格斯（按即馬克思）安格爾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陳望道譯”“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字樣。

　　封面上最醒目的書名，卻有一個更醒目的錯誤：由於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共產黨宣言”被誤印成“共黨產宣言”。這卻為后人鑒別《共產黨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據，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組織的艱苦和簡陋。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國出版。為此，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說：“中國不僅成立了共產黨發起小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國革命的春天已經到來了。”

　　陳望道后來在回憶：“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其中一本通過周作人送給了魯迅先生。周作人曾回憶，魯迅接到書后，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稱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到9月，為了滿足讀者需求，《共產黨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本。封面書名的排字差錯被糾正過來，封面底色也由紅色改為藍色。

　　此后，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越來越大。平民書社、上海書店、國光書店、長江書店等出版機構紛紛再版，僅平民書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累計重印了17次。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戰爭期間，《共產黨宣言》印的更多，隨軍散發，幾乎人手一冊。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傳播過程始終與中國革命歷程緊密相隨。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者面臨著凶險的處境，《共產黨宣言》也成了能招致殺頭大禍的禁書。但是，正如前赴后繼、一往無前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樣，《共產黨宣言》在白色恐怖之下，仍在廣為傳播並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經歷了腥風血雨，留存下來的陳望道譯本《共產黨宣言》彌足珍貴。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第一版，也就是錯印成《共黨產宣言》的1920年8月版，當時隻印了1000本，目前全國發現的僅11本。幾乎每一本書發現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是冒著砍頭危險偷偷保存下來的，有的是冒著戰火從倒塌的房屋山牆中搶出來的。魯迅紀念館藏本，就是當年陳望道送給魯迅先生的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