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共產黨宣言》【2】

　　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乘坐的外國輪船到達上海，在朋友們的張羅下，他住進了老漁陽裡2號。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兩層樓磚木結構的石庫門住宅，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稱“柏公館”，而陳獨秀住進老漁陽裡2號也頗有因緣，他曾一度擔任柏文蔚的秘書長，實為舊交相知。

　　《新青年》也隨著陳獨秀遷回上海。老漁陽裡2號二樓的廂房為陳獨秀、高君曼夫婦的臥室，一樓的廂房和客廳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辦公室，也是會客、開會的地方。

　　陳獨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請在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時隔不久，李達從日本回國，也被邀請協助做編輯工作，並入住老漁陽裡2號樓上房間。

　　其中，李漢俊是在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將，成了陳獨秀家的常客。

　　李漢俊1915年留學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與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有師生之誼。經他介紹入黨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憶說，如果不從事革命，李漢俊“穩穩當當可以做個工程師”，但他卻偏偏做出了迥異常人的人生選擇，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李漢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陣地是他擔任編輯的《星期評論》。從1919年6月創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僅僅一年時間，《星期評論》就發表了50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有38篇為李漢俊所作。

　　李漢俊又把《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引見給陳獨秀。

　　眾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隨孫中山，為國民黨元老之一，以堅定“反共”著稱，在國民黨內“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但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進，曾對馬克思主義抱有極大熱忱。

　　戴季陶和李漢俊都有留日背景，兩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見如故。當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刊物為北京的《每周評論》，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主編，很受讀者熱捧，戴李二人也經常閱讀。二人便商議也在上海創辦一個雜志，名為《星期評論》。從名稱上可以看出，該雜志有與《每周評論》遙相呼應之意。就在五四運動前后，經過孫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與李漢俊、沈玄廬正式創辦了《星期評論》，並作為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編。

　　戴季陶自己也撰寫了不少文章，著力於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他還稱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等。

　　戴季陶還曾為中共的創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備工作，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與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成立時，戴季陶的住址即團址，對外挂“外國語學校”……但他最終沒有參加中共。他不贊同階級斗爭，反對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原則上就不能認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戴季陶選擇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轉身同張靜江、蔣介石等共同經營投機生意。慘敗收場后，他輾轉回到孫中山身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季陶的轉變是如此徹底，不久前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這時成了堅決的反共派。即便是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時，戴季陶仍進言反對，甚至曾揚言要把中國共產黨人斬盡殺絕，絕不養虎遺患。后來，他直接充當了蔣介石的理論寫手和幕后參謀。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大廈將傾之時，戴季陶在廣州服藥自殺。

　　1920年，初見陳獨秀時，戴季陶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對陳獨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詞。陳獨秀對戴季陶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創辦《星期評論》也大為嘉許。戴季陶住在老漁陽裡6號，與陳獨秀的住處非常近，兩人幾乎朝夕相處，極為親近。

　　彼時，戴季陶正在為一個夙願物色人選。

　　留學日本期間，戴季陶曾經閱讀過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為之擊節贊賞。創辦《星期評論》后，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購買的《共產黨宣言》，想將其翻譯成中文，在《星期評論》上刊載。但再讀之下，戴季陶深感力不從心，知難而退。

　　《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包含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容，文字也極為優美、精煉，能准確譯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傳神就更難了。就連恩格斯都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

　　精通德語、英語、日語等《共產黨宣言》主要版本語言之一、擁有較高的中文文學素養、具備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才有可能翻譯《共產黨宣言》。放眼當時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區區數十人，誰有這個資格？

　　邵力子給戴季陶推薦了一個小同鄉：“能承擔此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當時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輛黃包車奔走於上海灘各界的忙人”。他與陳望道原先就有書信往來。陳望道又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陳望道的外語、漢語和學術文化功底的。

　　在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還有幾個名字，原本有機會早於陳望道留在馬克思理論譯介史中。

　　其一是李伯嘉，又名李澤彰，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許德珩所寫的《國民雜志的問世》一文，這樣記載：《國民》雜志第五期上還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這是《共產黨宣言》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譯者為李澤彰，全書已經譯完，因限於《國民》雜志的篇幅，隻能陸續發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說：“你快畢業了，畢業后你還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如要出風頭，那你就登下去！”由於胡適的威脅利誘，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

　　其二是羅章龍。1920年初，在北京大學讀書的羅章龍加入了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據羅章龍回憶，研究會成立了翻譯室，下轄英文、法文及德文三個翻譯組。羅章龍所在德文組曾用德文本翻譯過《宣言》。當時，由於受條件限制，譯本為油印本，僅在內部傳閱。

　　但是，無論李澤彰譯本還是羅章龍譯本，都沒有正式出版，很難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作用。這兩個版本的翻譯質量與陳望道譯本更無從比較。總之，在《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這個節點上，歷史選擇了陳望道。

　　邵力子推薦了陳望道，而且親自寫信，替《星期評論》約稿，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隨信寄去了戴季陶的《共產黨宣言》日文版和陳獨秀帶來的英文版。

　　陳望道果然不負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