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青年時期在日本留學都學了啥？【3】

　　再赴日本

　　1918年7月底，周恩來取道朝鮮半島回國，在天津家中住了一個月。他又回日本后，大約在10月份，新中學會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較大的房子，約十七八間，作為會員宿舍，取名“新中寄廬”，約定除確有困難者外，會員都搬到宿舍居住，過集體生活。為了鍛煉勞動生活和養成節儉習慣，約定凡宿舍內一切清潔衛生、燒飯、洗碗等生活事務，均由會員輪流擔任，不再雇用任何人﹔發揚經濟互助精神，就餐實行一飯一菜制度。周恩來搬進新中寄廬后，與大家一同過起了集體生活，“炊爨洒掃皆自為之”。1918年冬天，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天津水產學校校長孫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等人訪問美國歸來，路過東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廬參觀，並與新中學會會員共進午餐，那一次的飯菜，就是由周恩來和馬洗凡、李峰等新中學會的會員自己燒的。這些給張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熱情稱贊周恩來、馬洗凡等新中學會會員在新中寄廬過的這種集體生活，是新中國、新社會的開始。那時，周恩來在經濟上比較拮據，通過新中學會這一組織，不僅在生活上得到了較大資助，同時也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會友。

　　周恩來到日本留學，除了想考學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會情況以及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學的思想”和“科學的能力”，以便日后歸國積極從事救國運動。他曾在日記中寫道：“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為此，在緊張的學習備考之余，他常常到位於神田區北神保街的中華青年會館，閱讀日文報紙和書刊，還經常閱讀由國內寄來的《新青年》和南開中學學生自己出版的《南開思潮》等刊物。1918年春，日本帝國主義趁西方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東顧之際，與段祺瑞政府秘密談判《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政府的侵略圖謀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抗，史稱拒約運動，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的前奏。消息傳到日本，中國留日學生群情激憤，在5月12日組織了留日學生救國團，號召中國留日學生罷學回國。周恩來密切關注留日學生這一斗爭，在日記中記了不少當時的斗爭活動情況。3月25日中日兩國談判和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互換公文，4月3日他得知消息，並在日記中感慨：“閱英文報，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條於中國矣!”

　　入住新中寄廬后，周恩來的思想日益活躍，已經不再怎麼在意能否進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費就讀，而把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傾注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上去了。到1918年下半年，隨著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的活動在世界各地開展，日本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熱，一些馬克思著作被翻譯成日文出版，報刊上也不時有評介文章發表。而在國內，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也開始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劃時代意義的宣傳，著手評介、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和《庶民的勝利》等文章。這一切促使周恩來的思想開始發生較大變化，逐步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