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來與共產國際【4】

1930年3月初，周恩來奉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和解決中共中央與遠東局之間的矛盾。周恩來離開國內后，李立三在中央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

4月27日，周恩來途徑德國時，應德共機關報《紅旗報》的約請，撰寫了《寫在中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文章。文章在介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發展的狀況后，十分明確地提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5月，周恩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間，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參加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解決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並處理中共代表團因解決中山大學派別斗爭問題而與共產國際發生的分歧，以及留學生等其他事務工作。他利用一切機會繼續闡明他對中國革命特點新認識的基本觀點。5月前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起草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5月25 日，在聯共( 布) 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討論的初稿中放在第一位的是發展罷工運動的任務，發展“農民游擊運動”的任務列入黨的任務的第四位，而對紅軍則根本沒有提及。此時，周恩來正在莫斯科，他認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7月5日，他應邀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在講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又一次指出：“在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便有他特殊的產物———這便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提出黨內既要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和閉門主義”。7月16日，他向國際政治委員會作報告，明確指出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7月21日，周恩來會見斯大林時，著重介紹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紅軍的蓬勃發展情況。斯大林認真聽取了周恩來的介紹后，接受了一年多來中國紅軍有重大發展的事實，建議應把紅軍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共產國際執委會經反復討論，幾易其稿，於7月23 日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肯定“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指出：“暫時還不具備全國范圍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還未匯成一股巨流，即使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保証有必要的力量去打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決議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規定了16項任務。前7項均是講蘇區和紅軍的，把城市職工運動等放在第8項以后，表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確實前所未有地看重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決議強調：“隻有在最可靠的地區建立起真正的紅軍，而且這個紅軍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並能成為政府的支柱時，工農蘇維埃政府才能具備他應有的力量和意義。”“在目前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建立富有戰斗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乃是一項頭等的任務。”決議案還承認了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將要有很大的不同”。《決議案》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顯然採納了周恩來的正確觀點。8月8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再次強調“建立一支堅強的、組織嚴密的、政治上堅定的、有充分供應保障的紅軍，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環節，正確而有力地完成這項任務能保証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提出“為此必須選擇和開辟能保証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目前顯然贛南、閩西、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共產國際這一認識，正是吸取了周恩來的報告和毛澤東首先爭取江西的主張，也恰好否定了李立三組織全國總暴動的錯誤計劃。周恩來堅持發展紅軍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沒有明確否認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也不能否認，隻能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行著“鄉村中心”的路線。

自周恩來離滬赴蘇以后，在國內的李立三的“左”傾思想急劇發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導各地工作中發生愈來愈大的偏差。於是，8月上旬，共產國際決定要周恩來、瞿秋白回國，貫徹國際7月決議，糾正李立三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