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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前后的周恩來與共產國際【3】

聶紅琴

2017年06月28日11: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周恩來負責統籌六大的全過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參加了六大的工作,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擔任主席團成員和大會秘書長,是大會的主持人之一,主持會議的全部日常工作,並擔任了代表資格、政治、組織、土地問題、蘇維埃、軍事、青年、財政8個審查委員會委員,還擔任組織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召集人並作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問題報告。隨后,他又參加新成立的湖南問題、湖北問題、南昌暴動、廣州暴動4個專題委員會。周恩來擔負的工作異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條不紊,行動敏捷,處事果斷,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的賞識和信任,組織大會開得比較成功。

7月9日,大會通過了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各項決議案,選出了中央委員會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19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5人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周恩來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

共產國際強調“工人成分”而被捧上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因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有限,在工作中無法起主要決策作用。周恩來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他理所當然地擔當起貫徹執行中共六大精神和在實踐中加深認識與繼續探索會議確定的革命道路、路線和方針政策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重任。從1928年11月回國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他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頓幾乎被打散的黨組織,恢復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斗爭,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把這個工作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領導在嚴重白色恐怖下的保衛工作,保証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進行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斗爭。應該說,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線基本上是對的,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從嚴重挫敗走向復興的關鍵作用。

莫斯科直諫斯大林

隨著革命運動逐步走向復興,特別是國民黨各派軍閥的內戰爆發后,工農紅軍的力量有了顯著的發展,黨內的“左”的急性病又重新抬起頭來。“左”傾思想的抬頭,同共產國際的指導直接有關。

1929年,共產國際接連給中國共產黨發來四封指示信,本來,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主要問題應該是繼續反“左”,而共產國際受到聯共(布)黨內反布哈林斗爭的影響,卻是著重反右,所指出的各項政策都偏“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最后一封,它對中國國內形勢的估計同六大時相比顯然有了很大變化,作出了一個關系重大的論斷:“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從這種判斷出發,他們提出:“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准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給中國共產黨以重大影響,同時也給周恩來很大影響。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2月來信要求反右傾時,周恩來發言說,國際訓令的精神是正確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組織上表現右傾的危險。會議決定接受國際訓令,由周恩來起草決議案。5月30日,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南京路舉行紀念“五卅”運動4周年的示威游行,周恩來、李維漢親臨現場觀察並指揮。這種做法不適當地暴露自己的力量,顯然是“左”的冒險行為。在1930年2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對革命形勢也作了過高估計,他在發言中說:目前黨的任務,是在軍閥戰爭繼續、群眾斗爭日益發展的形勢下,要以主觀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奪取政權。他還說: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集中紅軍攻堅,“這四大口號是我們目前的中心策略”。這些口號顯然是不正確的。2月26日發布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國通告第七十號》,《通告》基調是向“左”的傾向發展。

周恩來雖然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對形勢也作了過高的估計,但在採取實際行動時總是比較冷靜,不贊成不顧一切的蠻干。在紀念“五卅”運動4周年的示威游行后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說:指明斗爭前途的開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爭是一步步的開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懷過高的幻想。10月3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江蘇省委的指示信中說:“革命斗爭走向高潮的條件之下,舉行公開的向敵人示威的路線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必須首先注意到群眾的情緒與決心,決不可單憑主觀來決定示威。”“如隨隨便便的單憑著主觀來決定示威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備,不能有充分的發動,則結果真將成為玩弄示威”,“這一點要求你們特別注意”。

1929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在上海設立。遠東局在上海設立不久,就與中央發生了意見分歧,產生分歧的具體問題有少量在雙方的會談和協商中得到了解決,但是多數分歧不僅未能化解,而且越來越尖銳,直至訴諸到共產國際執委會。雙方沒法達成共識的最大分歧,最初來源於遠東局1929年10月《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該決議認為,中共在對待富農、廣西軍閥俞作柏、建立紅色工會等問題上存在右的傾向,對陳獨秀的處理也有方法不對的地方。中央政治局看到這份決議后十分不滿,12月6日召開會議對其進行討論。會議一致要求遠東局修改決議。為了解決爭論,12月10日、13日、17日,遠東局成員與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周恩來、向忠發舉行3次聯席會議,討論分歧問題,但是會上雙方爭執不下,訴諸國際執委會。

(責編:唐璐、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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