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來與共產國際【2】

糾正第一次“左”傾盲動錯誤和主持召開黨的六大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來帶著尚未康復的病體輾轉從香港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在羅明納茲指導下進行，他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的形勢仍在“不斷高漲”，“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錯誤地規定了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特別要求“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中心及指導者”。根據羅明納茲的提議，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給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這次會議使“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周恩來雖然受到處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人們的公認，經共產國際建議被選為臨時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

此時的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處於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受斯大林和羅明納茲“革命高潮論”的影響，認為革命形勢不是低落，而是高漲，毫不懷疑地支持城鄉暴動。他說：“我認為目前中國工農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並未低落，是高漲的。”他親自參與起草的《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后，成為廣州起義的指導性文件。廣州起義遭到敵人殘酷鎮壓后，周恩來在臨時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要加緊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爭，擴大暴動局面﹔海陸豐應向北發展，瓊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並擴大割據局面。可以看出，他當時是贊成城市中心論的。關於這一點，他在1960年7月講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曾直言不諱地說：“我自己當時是城市觀點，沒有從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取得經驗，上山搞農村斗爭。”另一方面，由於他歷來注重實際和處事謹慎，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軍事冒險行動是危險的無法取得勝利的，隻能給革命力量帶來更大的損失，便盡自己所能對其進行糾正。

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給各省省委的指示信，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當時極力糾正盲動錯誤的種種努力，其主要觀點是：暴動必須有成熟的條件，尤其是工人和農民的發動﹔暴動中的“燒殺政策”是錯誤的﹔城市暴動必須有農村暴動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經周恩來努力，及時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犧牲。自然，周恩來當時在這方面的認識也還很有限，主要是從戰術上而不是從戰略上提出問題的。他對革命潮流高漲這一估計並沒有懷疑，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動問題上也沒有反對。區別只是主張發動暴動必須考慮到主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必須做好周密的裝備，不能不顧一切地蠻干，這自然是遠遠不夠的，遠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2月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主要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作出了關於接受國產國際決議的44號通告，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會上，他依據自己對中國革命情況的了解，作了長篇發言，他肯定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形勢的正確分析，但不同意共產國際在農村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問題上對中共的批評。國際決議案認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鄉村隻能配合城市的發展，不能跑在城市的前面，即要鄉村去等待城市。而周恩來認為：目前鄉村的確走在了城市的前面。因為中國的國情與俄國不同，“農民佔了一個重要因素”，所以這種不平衡是必然的。他不同意讓鄉村去等待城市。他說：“國際仿佛以為鄉村與城市要配合好一點”，“過去城市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的形勢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他提出：我的這種與國際主張不同的意見，可以拿到六大上去討論，以便作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結論。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八七會議以來的黨的工作，並制定了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此之前的6月9日，中共“六大”主要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瞿秋白和向忠發、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到達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談話，分析論述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等問題。他指出：目前，我們不能說中國革命已處於高潮。革命高潮是將來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這個問題引起了辯論。李立三說：現在還是高潮，因為各地還存在工人、農民的斗爭。斯大林回答說：在低潮時會有幾個浪花。周恩來認為斯大林的看法是正確的。14、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實際上是六大一次小范圍的預備會議。六大會議期間，中共領導人與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空前密切接觸，加深了相互了解，對斯大林、布哈林更為尊敬、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