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不同意過繼侄女？【5】

　　非常時期，伯父成了一個“非常人”

　　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父、伯母。無意站在伯父辦公室門口，往裡一看，不覺大吃一驚：辦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處是一疊疊文件。原來，“文革”時各部委受到沖擊無法正常工作，全國各地的問題和文件都往西花廳報。於是，伯父睡眠的時間越來越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一見面，我果然見伯父的臉變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也布滿了血絲。吃飯時，三下兩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辦公室趕。這時，我意識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

　　意外的是，我在伯父辦公室門上發現了一張“大字報”，是他身邊人員寫的，還有伯母的五條補充建議，內容都是請求他注意休息，改變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保重身體。細一看，陳毅、葉劍英、李先念等領導也在上邊簽了字。伯父在上面寫了八個大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但是聽伯母講，他還是沒兌現，休息得很少。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和懇切的願望，在伯父的八個大字旁寫了兩行小字：“您的實踐做得不夠，必須真正實踐才行。”

　　記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廳吃午飯，飯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學的造反派沖擊陝西省委發了牢騷。伯父耐心引導我，我還是想不通，一次次頂嘴：“為什麼隻相信少數學生，不相信廣大的工農兵？”“那麼多的老干部怎麼會都是走資派？”這一講，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來說服我的嗎？”其實，伯父同絕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對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恐怕尚未理解，但畢竟是黨的領導人之一，必須維護與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我犯過政治錯誤，但從來沒有犯過組織錯誤。”這是他曾對我們說過的一句話。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話與不很在意的見面，回想起來讓人揪心

　　1976年，伯父去世的時候，我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我從廣播裡聽到這噩耗時，當時驚呆了。同事給我買了當天的機票，我趕回了北京。在此之前，我曾同伯父通過一次電話，並見過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護士王力的電話后，趕到她家，她說：“總理有病，可能比較嚴重。昨天我們幾個醫生、護士在醫院與他見面時，他問‘你說我還能活一年嗎？’當時我愣住了。他有病，應積極治療，帶這種情緒會影響治療效果的。秉德，你設法去見見你伯父，好好勸勸他。”

　　伯母阻攔神情激動的我去305醫院見伯父，說中央有規定。但為了讓我勸說伯父積極配合治療，便撥通病房的電話要我與伯父好好談談。電話中，伯父的聲音還是那麼親切、從容。我一再打斷他的暄寒問暖，問他是否講了那句話。“只是開個玩笑，有什麼？”他依然是輕鬆的回答，我急了，“這玩笑也不應講，我們聽了心裡不好受，你要長命百歲，再為國家多作貢獻。”

　　“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麼一天的。說那話也的確沒什麼，想開點，好嘛？”電話中的伯父，語氣時而嚴肅，時而緩和。

　　“我不忍多佔你的時間，千萬請注意休養好，配合治療。如果不想呆在醫院裡，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電話前，我一再懇求、勸告伯父甩掉思想負擔，保重身體。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伯父，在西花廳。隻見伯父進門后微笑地坐在一個小沙發上，雙腳擱在一個小墩子上，臉更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問候后，我在伯父身邊坐下，他當時氣色還可以，還詢問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況，聊了一會兒。但怕過多打擾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辭，出門時，我提出和他合張影。“你看，家裡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他握著我的手，輕聲說。

　　真沒想到，這一天成了永恆。伯父說的“下一次”再也沒有了，成了我一輩子的遺憾。盡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廳，我卻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放棄了這次見面的機會——一心想著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療養會好的。

　　如今，想起來，那時的我太天真了，其實當時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個年頭了，並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伯母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嚴重，說什麼我也要闖進醫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鄧穎超這位偉大的女性也溘然長逝，留給我的依然是無盡的哀思和深深的懷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們一大家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毛主席紀念堂或西花廳聚會，給老人家鞠個躬。每每走進西花廳，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藥、水仙及園中的小徑，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蕩著伯父朗朗的笑聲和伯母諄諄的教誨。

　　我從小在伯父身邊長大，他離開我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裡，我覺得他那雙眼睛依然在注視我現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一切都是人民給的，無論你今后從事什麼工作，都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利益。我將銘記伯父、伯母的教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