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經過【5】

　　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

　　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時時關注著外界有關周恩來的報道。多年來，鄧穎超對有關周恩來的宣傳一直採取“不過問、不干涉”的“兩不”原則。但她在對親人和戰友不溢美的同時，也不希望一些與歷史不符的細節摻雜進來。

　　1977年以后，一些報刊不斷地發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這樣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曾經到街上叫賣《新華日報》。鄧穎超認為此事可能與史實有些出入，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並沒有到街頭賣過報紙。1978年8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重慶紅岩紀念館負責同志時，就周恩來是否在皖南事變發生后到重慶大街上叫賣過報紙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這是你們紅岩的責任。……對恩來的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

　　后來，相關同志回重慶后對此事進行了調查，得到的情況是：1941年2月6日，周恩來從外面回到中共南方局辦公地曾家岩時，有人向他報告，一批國民黨憲兵把今天的《新華日報》扣留了。周恩來得知情況后非常氣憤，當即前往憲兵連，向憲兵連長提出抗議，並要求把扣留的報紙無條件歸還，但憲兵連長有恃無恐，拒不理睬。周恩來表示，如果不退還被無理扣留的《新華日報》，他就堅決不離開憲兵連。就這樣，周恩來等人站在2月的寒風裡，一直在小巷裡堅持了幾個小時。最后，周恩來的舉動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憲兵連長隻好歸還了扣留的《新華日報》。得到這些已經過了上市時間的報紙后，周恩來在同志們的簇擁下離開那條巷子。一路上，圍觀者甚眾，周恩來遂把手中的《新華日報》散發給那些關心皖南事變真相的群眾。

　　調查結束后，重慶方面的同志向鄧穎超匯報了上述情況，並表示：“總理叫賣過報紙，不僅不影響他的形象，反而會讓人感到周總理在復雜的環境中，領導藝術的高超。”此事得到確認后，鄧穎超很欣慰。她表示：“隻要是真的，就可以這樣寫了，但歷史是不容摻半顆沙子的！”

　　1982年，鄧穎超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要求他們替她向上海有關部門轉達意見。鄧穎超這次提到的問題，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號當年以周恩來名字命名的公館舊址上籌組周恩來紀念館一事。

　　一年前，鄧穎超到上海視察時，曾經到過公館舊址。參觀時，她就對陪同人員叮囑過：“紀念館不應該叫周公館，要改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當年我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中共代表團這個名字不能拿出來，現在是人民的上海，共產黨領導下的麼。為什麼不把這個光輝的名字拿出來呢？”然而讓鄧穎超感到遺憾的是，在她離開上海以后，思南路上的紀念館仍然以周恩來故居命名，她感到非常不安。

　　這次，鄧穎超在中南海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時，重申了意見：“思南路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那是我們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個活動點。當時用別人的名義租不到房子，隻能用周恩來同志的名義，所以人們叫它周公館。實際上，除了周恩來外，董老（董必武）、羅邁、（陸）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裡。陳家康、喬冠華、龔澎住在三樓。來來往往許多人都住過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過來，叫它中共駐滬辦事處還是合適的。”

　　根據鄧穎超的意見，上海市委及時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來紀念館更名為中共駐滬辦事處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