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追述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經過【4】

　　在談到覺悟社時，鄧穎超說：“覺悟社不能說是共產主義小組，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都有些。黨成立時，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黨。覺悟社隻能說是對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做了些組織上的准備。有些人不是實事求是，好像把什麼功勞都放在周恩來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還有許多死難的同志連個名字也沒有留下來。還有，遇到爭論，總是想方設法一定要找有個正確意見的人，那就是周恩來。這樣做往往會浪費時間，不能落實。這不是實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際，《周恩來傳》的樣稿送到了西花廳。鄧穎超出於種種考慮，於12月5日才給寫作組負責人寫信，再一次表明了態度，其中有這樣的叮囑：“總之，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1989年春，《周恩來傳》公開出版發行后，鄧穎超這才把此書的主要執筆者金沖及請進中南海，提出對此書的閱讀意見。直到這時，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們送進中南海的樣書，鄧穎超並沒有閱讀，因為她擔心過早地發表意見，很可能影響寫作組同志的思路。她認為應該讓同志們按照掌握的史實秉筆直書。當她看到書已公開發行，才表示了個人意見。

　　鄧穎超說：“你們請我先看，我沒有看，現在書已經出版了才提意見。我想這也無妨，出版了也允許別人提意見。比如沙基慘案，恩來同志也是參加了群眾隊伍的。當時三個人一排，機槍掃射過來，恩來同志兩旁的人都中彈身亡，他得以幸免。這件事可以說明恩來同群眾的關系，他總是勇於站在第一線。這是他回國后第一次領導群眾斗爭，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險情。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沒有同什麼人講過。但他恰恰同我談過兩次，所以印象很深。……為什麼這件事恩來要對我講呢？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他到廣州后不久，那時我們剛剛結婚，他還不太忙，還有時間，所以偶爾和我談一談。希望你們再版時把這個內容補充上。”

　　鄧穎超又說：“說句老實話，恩來同志在陝北時實際上是總參謀長。許多作戰方案，包括以后朝鮮戰爭時期的作戰方案，都是他先擬好了送給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請示，談話后由他再來貫徹，所以有人覺得你們在這一段寫得不夠。恩來同志當時對前方后方包括軍事上許多事都管。這一點同你們說明一下。當然，有些事寫不寫也沒有關系，恩來同志也不贊成把他的功績寫得有多大，但實際情況在咱們的談話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決定出版《周恩來選集》。編輯人員再次前往西花廳聆聽鄧穎超的意見。鄧穎超仍然像接待《周恩來傳》寫作組時一樣，不想參與更多，隻在某些細節上進行核對。

　　鄧穎超說：“繼上海四一二大屠殺后，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事變。當時我正臨產，住在醫院裡。開始有廣東區委軍委三個同志照料，后來他們都被捕犧牲了。虧了醫院的醫生和護士把我藏了起來，才沒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沒有把門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來從上海打來的電報，叫我趕快離開廣州到上海登報找他。好心的醫生把我和母親送上由廣州到上海的輪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親的名字在報上登廣告，找伍豪（周恩來當時的化名）。說你長期不回家，現在我帶著女兒來找你了，見報后馬上到旅館來找我們，等等。周恩來見報以后馬上就過來把我們接走了。后來到了武漢，汪精衛叛變革命以后，黨中央就發動南昌起義，恩來奉命去了南昌。那次離家，恩來並沒有說到哪兒去，我也沒有問他到哪兒去，雙方都恪守組織紀律，不知是生離還是死別。后來報紙報道了南昌起義，我才知道恩來他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