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來的一份電報:1949年究問浙江大學"拒竺"風波【3】

　　當年蔣介石對竺可楨頗為看重，竺出任浙大校長就是蔣的“欽點”。不過，當時竺可楨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書呆子，一個“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亦不屑為之”的書生。新中國成立在即，周恩來問起竺可楨“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不是沒有來由的。

　　10月29日晚上，竺可楨在監獄親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於子三。他不顧脅迫，拒絕代表校方簽字承認於子三是自殺。隨即，他在南京對《大公報》、《申報》的記者表示：“於子三是好學生，於之死是千古奇冤。”他還說：此案的最后結局，將“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與否及保障人權志願之有無”。消息見報后，全國為之震驚，官方則要求竺可楨馬上在報紙上予以更正，竺可楨則回答道：“報道是事實，無法更正。”隨即，金陵大學以罷課予以響應，隨之，中央大學、乃至全國各地的高校紛紛罷課為浙大聲援，是之為“於子三運動”。這是內戰期間國民黨統治區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為“第二條戰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當時浙大的“學潮”更是一浪高過一浪，圍繞悼念和安葬於子三，國民黨當局與浙大“學運”針尖對麥芒，夾在中間的竺可楨可謂焦頭爛額。當時國民黨青年部長陳學屏認為這次“學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於竺可楨，本是“國內第一流校長”，卻在“學潮”中“屬於第三者之態度”雲雲。

　　竺可楨漸漸與國民黨當局拉開了距離，反之，他與日益熾烈的“學運”也越來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務會議上，竺校長表示：“余同情於子三之慘死，但並不同情其政治活動。學生在校，盡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動。”於是，圍繞如何處理於子三的尸體，試圖盡早平息事件的當局與浙大無法達成共識，看出“學運”是借勢發難的竺校長也與“學運”形成牴牾。此時此刻，這個校長的位子，是越來越難坐了。

　　彼時，浙江省主席沈鴻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於子三的尸體，被竺可楨拒絕。

　　此后他親自在鳳凰山為於子三查勘墳地，又經過一番口舌，當局也同意選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學生集體為於子三出殯。然而，圍繞送葬隊伍的路線、是否允許有儀仗和挽聯等，當局與學生復又糾纏不休，學生則必欲出殯時要經過杭州的熱鬧街道，且游行並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楨與雙方“博弈”，最后隻得發出布告，“告誡學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並說明自治會不聽學校勸告，若有意外，學校決不負責”等。“學運”領袖自然不肯聽從，隨即大張寫有“報仇”等字樣的旗幟，集合學生於校內“陽明館”前，高唱“抬著你尸首往前走，走在這中國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記著記著，今天將將士來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興，你的死期將到臨”的挽歌，浩浩蕩蕩，准備發起抬棺游行。竺可楨聽到這挽歌，本能地預感到“此類挽歌比任何標語更為惡毒，故軍警若知道勢非沖突不可”。此時當局突然變卦，禁止為於子三出殯，並派出流氓隊伍沖進學校，騷擾和毆打學生，一些學生躲避不及，受到傷害，如后來成為浙大校長的韓楨祥院士，頭部就遭到毆打而負傷。為了抗議這次暴行，浙大學生又罷課三天。此時教育部甚為緊張，杭立武、朱家驊先后打來電話詢問，又派特派員前來“安撫”，當這位特派員提到學校應開除學生時，竺可楨說：“校中開除學生，需憑個人行為，不能任意開革，否則莫須有之事如何服人？”當時還有人主張為防止學生暴動，可“召軍警入校”，竺可楨則堅決反對，“因此與余素來主張極端相反”，他還認為：“余始終認大多數學生乃善良的也。”不過，竺可楨的主張畢竟是動輒得咎，為雙方所不喜，隨即浙大的校務“處於內外均不諒解之狀態中”，學生執意不安葬於子三則不得取消於子三在校內的衣冠塚，而當局以為隻需開除若干“左派活動學生”，“則學校即可安靜”，隨即開出要捉拿的38位學生的名單，竺可楨以為此種辦法，之江大學或暨南大學或許“曾行之而有效於一時，但實際此種方法隻能收效於一時”。於是，他一方面艱苦地向學生進行解釋，一方面又竭力保護學生，對當局的喝令不予理睬，並稱“浙大向來事事公開，開除學生必須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誰是蓄意搗亂的共產黨”，且“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最后，他絞盡腦汁，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在鳳凰山浙大公墓為於子三安葬，送殯的近300名學生取消集體步行游行的方式，改為浙大派5輛汽車載送前往。

　　3月14日，於子三終於得以下葬至鳳凰山。

　　經過此番周折，竺可楨可謂身心交瘁，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校十二載，已屬憂患余生。抗戰時期，日在游離顛沛之中，抗戰勝利以后物質條件更壞，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學生政治興趣濃厚，如此環境，實非書傻子如余者所可勝任，故擬早避賢路。”聽說校長心生去意，浙大教授會的同人如蘇步青、談家楨、張其昀等大驚，急忙前來勸慰，學生自治會代表谷超豪等也前來致意。對此，竺可楨表示自己並非輕率辭職，“即臨走亦必有交代，使繼任者可以順利工作，決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學生在《上校長書》上簽名，挽留竺可楨，但他去意已定矣，因為他知道他已無法繼續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謂“天下之大，已經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局如此，加之學生運動波瀾四起，帶頭者更是“政治興趣太濃、輿論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憑借的“求是”校訓等等，根本無濟於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的校園文化，如今已是一邊倒的態勢，如學生自治會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學報等，“對於學術文字完全不載，滿篇均是罵政府之文字，無怪乎外人以浙大為共產黨之集中地也”。竺可楨又觀看了學生游藝會，其中有“譏諷政府”的《逃》、《皇帝與太陽》等話劇，竺可楨隻有搖頭﹔不久，他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參加浙大合唱團的春季音樂會，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創作的《貴州謠》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氣味太重”。對浙大著名的“民主牆”——《生活壁報》，此時竺可楨也認為有不妥之處，即政治氣味過於濃厚，尤其是浙大學生自治會出版的《每日新聞》，竟“全載共產黨廣播，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滿﹔（其）且對外銷售”，處事認真的竺可楨隨即“囑自治會將《每日新聞》出版負責人或機關印出（原隻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發售，必須向市府登記”。所有這些，雖然校長沒有強行干預，卻行同“書傻子”，竺可楨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爭的需要了。至於“學運”的核心組織——學生自治會，早在1948年6月，竺可楨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數年來素主張教授治校，大學應以校務會議為最高權威，而歷屆學生自治會，不了解此種精神，擅自主張學生有遵守自治會章則之義務，而無奉守校規及校務會議議決案之義務。此點不明白糾正，浙大將永無寧日。”

　　於是，校長竺可楨無可挽回，他已經成為時代的落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