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來的一份電報:1949年究問浙江大學"拒竺"風波【2】

　　竺可楨辦學的歷史背景和資源

　　新中國成立在即，周恩來問起竺可楨“在政治上表現究如何”，這不是沒有來由的。

　　這一是他的社會關系。竺可楨與國民黨許多高官都是往來甚密的好友，與其中一些人還有親戚關系。后來在“洗澡”運動時，他的外甥、北大化學系蔣碩健教授（竺可楨的連襟、國民黨外交家蔣作賓的兒子）給他提意見，以為竺可楨過去“對於敵友尚不能分清”，“對於蔣、邵（即其連襟的蔣作賓和邵元沖）二家隻說其腐化，而並沒有仇恨之意”。蔣作賓，國民黨高官，還曾保釋過中共的廖承志、何天華﹔邵元沖也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在“西安事件”中死於流彈﹔竺可楨的另一個連襟是陳西瀅，即魯迅筆下曾極盡諷刺謾罵的那個陳源，當時陳源是職任台灣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此前竺可楨聽說他從歐洲赴美國，迭嘆“我們爭取他回國，至此已絕望，他大概投奔胡適去了”。陳源究竟沒有回來，多年后，他的遺孀、著名作家凌叔華於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國。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時的科學家，當年蔣介石也對竺可楨頗為看重，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就是蔣的“欽點”（由蔣的幕僚長陳布雷提議，蔡元培、翁文灝、鄭曉滄、邵元沖等也一致贊同）。不過，當時竺可楨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書呆子，一個“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亦不屑為之”的書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楨也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余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於黨部之手，而黨之被人操縱已無疑義”，而且“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加之當時他的許多同事和學生也極力勸他接任校長一職，夫人張俠魂（竺的妻姊張默君則是中國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話來：“如今辦大學者風氣不好，須有正義感者出來，才有改進之期望。”如此，竺可楨經過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幾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這其中隻有“半年為限”被打破了。竺可楨執掌浙大13年的光輝篇章由此揭幕。

　　13年辦學提倡“求是”，而當政治風潮洶涌進入校園之后，校長竺可楨所憑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資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義，甚至這也影響到他對“學運”的立場和態度。

　　當年和后來很多人認為：竺可楨是一個進步人士。這不錯，比如他愛護學生，特別是在“學運”中積極參與營救被捕學生，甚至有人稱他是“東南民主營壘”浙江大學的“保姆”，等等。其實，這也是竺可楨一貫的做法，即他雖然反對政黨干擾學校，但絕不反對學生參與政治，就在抗戰勝利后，當時許多人已在深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擔憂，而一直關心國家、社會和民族命運的竺可楨則認為：抗戰勝利，國難已靖，大學的辦學方針自“應以理智為重，本校‘求是’校訓，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貪污，學風不良，非道德之咎，實社會有不合理之處，今后大學應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會有不合理之處”，師生自不能袖手旁觀，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學校當亦不能成為社會之外的孤島。從抗戰到內戰，浙江大學的學潮始終沒有停息過。——遵義的“倒孔”（孔祥熙）風潮，竺可楨走在游行隊伍的前面﹔杭州的“學運”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竺可楨更是焦頭爛額，奔波於學校和軍警當局之間。——今天，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細節，都可以從陸續出版的《竺可楨日記》中看到，而彼時竺可楨校長的內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那是一個局促於育人大業和政治風潮之間的“尷尬人”的自白，也是一個謹守職責卻又動輒得咎的校長的哀哀哭號。

　　面對“學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況校長。無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輟的一所大學，戰后在政治風潮的不斷沖擊下，其校長會爛漫熱情於其間，盡管“學潮”擁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於是，人們看到了這樣一位竺校長，他千方百計地保護學生，又對不斷升級的“學潮”頭疼不已，他艱難地在當局和“學運”之間充當著調停、博弈的角色。

　　還在他就任不久，當時正值“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四周年，浙大“時事研究會”的紀念牆報尖銳批評政府，為此，杭州公安局長致函校方提請注意所謂“反動言論”，竺可楨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張貼壁報，但並未追究其責任。此后，浙大學生組織擬參加全國學聯救國會，而學校的軍訓官則認定其乃一“反動組織”，而竺校長也不附和這種意見，只是會同屬下鄭曉滄、李壽恆等各院院長與學生會主席梁濤談話，並勸導學生回教室上課而已，當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濤時，竺校長則立即通知其馬上離校避風，對其隻作“停學一年”的處理。不久，就在抗戰爆發的前夜，正值浙大畢業考試剛結束，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便衣特務誘捕了土木系四年級學生侯煥昭，並從其宿舍中搜出他與外文系學生陳懷白（此前胡喬木在浙大時發展的對象）的來往信函，其中有批評政府的言論。竺可楨審讀了這些信函，認為“無甚大逆不道之處”，拒絕了省黨部審查陳懷白的要求，並派人將侯煥昭保釋出來。后來浙大遷至貴州，竺可楨曾對國民黨遵義警備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辦學在此，決不准國民黨軍警借任何理由來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當時竺校長為了保障學生的言論自由，還曾親手書寫了“民主堡壘”的大字，貼在學生會的《生活壁報》上。1942年，大后方學生掀起“倒孔”運動（當時傳說孔祥熙派“飛機去港接洋狗，而吳稚暉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寵惠、郭復初均不得出”。見《竺可楨日記》），浙大學生也在遵義開會，決定上街游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撤換貪污腐敗的行政院長孔祥熙，教育部聞訊則電令必須阻止，竺可楨先勸說學生隻在校內活動，不要外出，但是這回學生沒有聽他的話，他們情緒高昂，沖出了學校，在遵義街頭游行示威，而軍警已密集等待，准備彈壓，竺校長聞訊立即派人到專員公署打招呼，又親自走訪國民黨步兵學校校長兼警備司令張卓，請他設法阻止軍警。最后，竺可楨還是不放心，索性趕到學生游行隊伍前面，會同學生一齊參加游行，這次學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無虞。一邊與當局周旋，一邊要求學生“守法”和克制，這就是當時竺可楨的作為﹔作為校長，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職責的。此后，竺可楨一方面致電教育部引咎辭職，一方面也不得不開列一批名單給前來調查的官員，並處分了部分學生（其中，有兩名學生按章被開除，但考慮到開除之后他們不再是學生，遂有被捕的危險，竺可楨於是推遲公布開除公告，等到地方當局向學校要人時，這兩名學生已遠走高飛了）。

　　遵義期間，原先竺校長和當局經過“博弈”達成的口頭承諾“浙大辦學在此，決不准國民黨軍警借任何理由來浙大搜捕”，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維持。1942年1月，助教潘家蘇和學生滕維藻（后為著名經濟學家、南開大學校長，不久前逝世）的住處受到國民黨湄潭黨部的搜查，隨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楨聞訊后立即趕赴湄潭，將二人帶回遵義，名為交給遵義專員公署看管，實際是避免讓特務直接插手。隨后，竺校長又親自布置搜集証據，調查事實，並特地去重慶會見國民黨“中統局”局長徐恩曾，最后花費巨大的努力，將二人保釋出來。然而，不久后，史地系學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藝社”社長的何友諒亦在遵義被捕，后被押至貴陽，直到5月，竺校長才在貴陽見到二人。不成想，正在竺校長尋找營救的辦法之時，二人又被轉押至重慶“戰士青年訓導團”的集中營。到了1943年5月，竺校長隻身前往探視，他在日記中言及，“車至青木關，在站見一穿制服者押一學生模樣加手銬者，余為之淚下……”。不久，王蕙得以保釋，何友諒卻被殺害了。這一期間，竺可楨的心靈歷程是怎樣的慘淡，恐怕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到了1945年4月，遵義的浙大學生再次掀起學潮，竺可楨周旋其間，不堪其苦。他在精疲力竭之余，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下次如有罷課行為，不惜全體開除。以此等要挾手段不可為法。”因為他認為：“凡民主必先注意兩點，即法治精神與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亦須尊重少數人之意見。”

　　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學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學生舉行“反內戰”游行示威，國民黨浙江省警備副司令竺鳴濤要求竺校長開除為首的七名浙大學生，竺校長表示“尚需調查”，敷衍搪塞了過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學潮”終於到了高潮。——1947年，“於子三案”發生，浙大學生會主席於子三竟在被捕后死於獄中，而圍繞所謂“於子三系自殺”的定讞，竺可楨與國民黨當局幾成決裂之勢，反之，圍繞安葬和紀念於子三，竺可楨亦與“學運”方面發生摩擦，幾乎受到“葛杯”。這是竺可楨執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艱難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夢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