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如何要求秘書：外出工作不准帶嘴巴【2】

二

總理辦公室的秘書們跟隨周恩來的時間短的有幾年，長的達20余年。回顧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盡管緊張勞累，但他們都認為那是一生中最幸福、最舒暢的階段，令他們終身銘記。

周恩來在工作上對秘書們要求相當嚴格，但卻沒有一點居高臨下的家長作風。他總是讓秘書在他的辦公室裡工作，使秘書們有主人翁的感覺。他在辦公時，秘書有事找他可以推門就進，他平時有事也不避諱秘書，但如有類似中央高層的人事關系之類的問題時，就必須嚴格遵守保密原則，在公布之前，秘書是要回避的。

開會的時候，不管是誰發言，不管有多啰嗦，周恩來總是耐心地讓人把話講完。對每一個新來的秘書，他總是熱情地與之握手，真誠地關問對方的情況，使人感到親切和溫暖。

秘書陳浩回憶說：周總理對身邊所有秘書都平等相待，一視同仁，從不把我們分什麼大秘書、小秘書。每個秘書都可與他直接聯系，交換意見。在工作上，總理對我們嚴格要求，啟發我們遇事要多問幾個為什麼，同時還鼓勵我們大膽提意見和建議。他平時向我們交待任務，都設身處地為我們著想，告訴我們完成任務的方法和注意事項，遇到困難如何克服。總理去開會，隻要工作需要，他總要讓秘書們列席，這樣可以熟悉他的思想、工作作風，了解更多的工作情況，便於協助工作，也是為了讓秘書們更快地成長。總理辦公室最多時有20來人，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這裡講一件小事。總理有事叫秘書時，為了讓秘書們少跑腿，給辦公室的每個組設計安裝了一個電鈴。總理找哪個組的人，就按哪個組鍵，那個組的電鈴就響了。我們跑腿少了，可總理那裡操作就復雜了，太費神了。從這一點，可見總理為別人想得多周到。

1964年10月，秘書鄭淑雲去山西農村搞社教，周恩來在她的筆記本上親筆寫下贈言：“深入基層，參加勞動，訪貧問疾，扎根串連。摸清情況，提高認識，堅持原則，解決問題。鍛煉黨性，增強體質﹔不急不怠，有始有終。”其對秘書的關懷之情躍然紙上。

秘書楊純也說：周總理很體諒我們。我們要是有不同意見，去他面前說，他都能理解﹔在辦公室裡，我們有時說話隨便，說錯了，他也能諒解，從來不抓辮子。他對我們的關心不光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有這樣一件事是我終身難以忘懷的：那是1957年5月，當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洛希羅夫來華訪問。為安排伏在杭州的訪問，總理帶領我們提前一天到達杭州。在各方面工作都落實之后，總理提議到街上去轉轉。那天一大早，總理戴上口罩就帶我們出去了。在走到一個寺院前時，總理笑著對我說：“寺裡有佔卦的，你也去佔一卦試試。”那寺院剛剛開門，尚無香客，我進去之后，在征得一位住持的同意之后，便拿起簽筒用力搖了起來，並很快搖出了一支簽……而住持給的釋文，如天書一般讓人看了似懂非懂。出來之后，總理笑吟吟地問我：“怎麼樣？”我便將釋文紙拿給總理看。總理一看，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壞了，下下簽，最不好的卦。”當時，我們對這件事就像玩笑一樣，誰也沒有當回事。可誰知兩個月以后，在紡織工業部工作的我的愛人便無端地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並發配到外地勞動改造。事后，我曾多次向總理提出自己作為“右屬”，在他身邊工作是不是已經不合適了。總理聽后總是安慰我說：“你要好好工作，不要考慮這個問題。”他還經常關心我愛人的情況。還有一次，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成立了一個互助會，每人每月交1元錢作為基金。誰家裡一時有了困難，就可以去借錢。周總理得知后，也交了12元表示要入會。平時，他還經常拿出錢和衣物，救濟有困難的工作人員。

周恩來平時對身邊的人員總是循循善誘，和藹可親，可批評起人來也很嚴厲。但是，要是批評錯了，他一定會重新解釋，並安慰一番。他常說：“發脾氣是一種無能的表現。”“發現做了錯事，應當先採取補救措施，減少可能的損失，然后總結經驗，經一事可以長一智嘛!”秘書王伏林后來感慨道：“人受批評，心裡當然不會好受，可是我們受到周總理的批評，心理上反而有一種舒暢的感覺。那時，我們辦公室的同志，無論誰在工作上出了差錯，一般都會在全體會上加以研究，總結經驗，提高認識。在研討中，從未有過亂上綱上線、戴帽子、打棍子的現象，使人感覺氣氛親切，心情舒暢，有所獲益。這一點，對我一生的工作，有極為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