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感天動地的崇高風范【5】

　　周恩來嚴格要求其他親屬的許多故事也一直為人們所稱頌。

　　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在紹興的親戚故舊中，不斷有人上京拜訪或寫信給周恩來，要求予以照顧或安排工作。這使周恩來感到，需要制定一個讓親友人人皆知的准則，作為處理他和親戚的規范。1956年，周恩來專門印了《告親戚朋友書》，即10條家規。具體內容為：（一）晚輩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專程去看望他。（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費，沒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費。（四）看電影（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准用招待券。（五）不准請客送禮。（六）不准動用公家車子。（七）個人生活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辦。（八）生活要艱苦朴素。（九）任何場合都不要講出與周恩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第二年，正好表弟王貺甫又赴京開會，周恩來將印好的《告親戚朋友書》交給王貺甫說：“這是我的十條家規，你拿去看看，你要教育子女。我這麼多親戚，為啥同你們王家來往較多，因為我佩服子余先生，他比較開明。”並當面告誡王貺甫：不要宣揚宗族關系，也不要靠他沾光，而要各自去當地好好工作，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的親侄女周秉德曾跟隨伯父伯母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周恩來沒有子女，所以待周秉德像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在工作安排上，周恩來一直要求周秉德響應國家的號召，到最艱苦、最邊遠、最基層的地方去接受鍛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普通勞動者。周秉德參加工作后不久，就從基層農村小學被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周恩來知道后，立即追問周秉德：是不是因為人家知道你和我的關系，照顧你到城裡的？當周恩來了解到確實是由於區委工作需要才抽調周秉德之后，才肯作罷，同時告誡周秉德，“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才好”。

　　1968年，周恩來的侄兒和侄女先后到延安和內蒙古插隊勞動。由於他們表現好，1970年經當地群眾推薦，按照正常手續，分別應征參軍了。當他的侄女穿著新軍裝，高興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時，他一見面就問道：“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麼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一點兒也不能搞。”經過耐心動員，他終於讓侄女脫下了軍裝，重新返回內蒙古草原插隊勞動。侄兒也聽伯父伯母的話，痛快地辦了離隊手續，重回延安插隊勞動。

　　周恩來在京的親屬不少，每年，他總要召集這些在京的親屬開一次會。開會不談別的，匯報一下一年來的思想，再一個個檢查一下，有沒有借用他的名義搞什麼名堂。來的這些親屬，既不管飯，也不管煙，隻管茶水一杯。開完會了，都自己回家。他有個侄子，鋼院畢業，留在鋼院工作。在老家找了個對象。結婚時，周恩來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們隻能要兩個孩子，多一個不行，少一個行。”當時還沒有計劃生育標准，但周恩來卻早已考慮到了，而且首先要求在自己親屬身上實現。后來，他侄媳婦調到鋼院，他們倆一起來看周恩來。周恩來得知侄媳婦進京了，就問道：“為什麼不能調回去呢？還有這麼多人調不進來，你為什麼一定要調進來？”結果，他硬是把侄子和侄媳婦一塊兒調回了老家。

　　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很高、很嚴，決不允許有一點特殊化。他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外出開會或工作，隻准帶耳朵、眼睛，不准帶嘴巴，也就是不准隨便發表意見，以免人們誤以為是他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員要嚴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誰管的事，就該誰知道﹔不該知道的事，決不去打聽。工作人員出差，不許購買內部供應的優惠廉價商品，不許收受禮物。

　　曾經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趙茂峰說，總理和秘書的關系，可以用十二個字概括：（一）信任。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由組織部門挑選忠實、可靠的人選，經審查后，把該人的情況報告總理，總理同意后才調入。按分工該你辦的事，就交你去辦。（二）尊重。總理對秘書是同志關系，是平等關系，他認為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沒有我是首長，你是服務人員，我是領導，你是工作人員之分。（三）培養、鍛煉。工作上讓你在實踐中鍛煉，在學習中提高。平時他很關心秘書們的學習，尤其關心年輕秘書的學習，包括政治學習和業務學習。（四）關懷愛護。總理對每一位秘書都非常關心，關懷秘書的政治進步，家庭經濟情況。關懷秘書的子女。他自己沒有孩子，他關懷每一個孩子，因為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是社會的棟梁。

　　趙茂峰介紹，總理對秘書提出過一些要求，大致是：（一）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要立即報告，不管他是在休息，還是在吃飯、在衛生間，都要去報告。（二）毛主席找他時，要立即報告。（三）報告要准確。報告情況和問題要非常准確，不允許有大概、可能之類情況，如你報告得不十分肯定，就讓你弄清后再報告。（四）傳達他的指示要准確。他有指示要記清、記准，聽不清的，再問，直至清楚為止。傳達他的指示，他怎麼說就怎麼傳達，不能加任何個人理解和意見。（五）報告要及時，不許延誤時間，報告簡明扼要，一句話能說明的，不說兩句。（六）辦完事后要報告結果。他交辦的事或有重大事情，辦完后要再向他報告。（七）在工作中他歡迎提出意見和建議，不提意見有時還問你的意見，提的意見錯了也沒有關系。（八）嚴格保密。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打聽，不要問，不讓說的事情不要對另外人說。（九）要聽黨的話，對黨忠誠老實。（十）工作要認真細致﹔做到准、勤、嚴。准，就是聽准、報告准、傳達准﹔勤，就是腦勤，勤於動腦，手勤，勤於動手，腿勤，勤於跑腿﹔嚴，就是工作嚴謹，嚴格保密，嚴守紀律。（十一）作風要正派。（十二）要經得住批評。批評缺點錯誤，是愛護，也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總理批評過后，該交辦的事情，仍然交你去做。（十三）要有好的身體。總理工作時間長，沒有節假日，平時工作每天16個小時左右，都是凌晨兩三點才休息，有時通宵達旦地工作，秘書要等到總理休息后，把總理批閱的文件整理、處理完畢，才能休息，沒有好的身體是頂不住的。

　　總理辦公室機要秘書劉震海回憶：在日常工作中，總理要求秘書必須做到六點：一是准確。辦事處理問題，必須認真，精益求精，上情下達，絕對不能走樣，時間、地點、人名不能搞錯。在總理的要求和影響下，我們寫一個通知總理臨時開會的便箋，也要一筆一畫，校對准確才能呈上。二是及時。總理日理萬機，都是有關黨和國家的大事，必須增強時間觀念，時間就是效益，就是命令，就是勝利。總理閱批電報，要求收到時間、抄出時間、送閱時間，必須清楚。遇有緊急情況，必須隨時報告，以掌握最新情況，抓住有利時機處理問題。三是扼要。總理要求秘書寫文字材料或口頭報告，必須做到簡明扼要，要突出重點內容，講明主要情況，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切忌文字冗長，講話漫無邊際。四是保密。在總理身邊工作無小事，增強保密觀念極為重要。總理要求秘書和所有工作人員，要嚴守黨和國家的機密，做到守口如瓶，外出不能隨便接觸生人，不能對外人說的話，絕對不能說，包括愛人和親屬朋友。不能公開的事，絕對不能外傳，嚴禁犯自由主義。五是建議。在工作中，總理要求發揮主觀能動性，要創造性地工作。總理在交辦事情時，鼓勵秘書多動腦筋，勤於思考，多想問題，多提建議。六是回報。凡總理交辦的事情，必須按時回報情況和處理結果。處理每件事和解決每個問題，都要做到有頭有尾，有始有終。總之總理交辦的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及時、准確、扼要、保密，有情況，有分析，有解決問題的意見，有處理問題的結果，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報。

　　周恩來辦事極為嚴謹。凡是他批閱過的文件、電報都留有他的筆跡，對錯別字和標點符號，也從不放過。審批上報毛主席、黨中央的文件，他不僅要特別用心推敲、修改，而且還要把文件中的主件、附件、表報，按照閱讀順序排列好，編上號碼，然后再發出。如果是絕密文件，他要親自裝訂、封口，寫上傳閱人的姓名，在信封的右邊加注文件標題，左邊簽上周恩來的名字，然后交工作人員登記發出。對發出的緊急電報、文件，必須回報發出的時間。

　　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他的客人很多，有來西花廳拜訪的、談話的，還有來請示工作的。每當快要吃飯時，他總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朴的家常飯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倆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把我們當作外人。”

　　周恩來從不收受饋贈禮物。在“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到外地出差，總要告誡隨行人員，不要在地方上買東西。他說，現在都是憑票供應，你們買了人家的東西，人家就沒有了。對地方上送給他的東西，凡是能退回去的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照價付款。外賓送的禮物，如果是不能保存的食品，他總是分給工作人員，其他禮品一律登記送交機關事務管理局保管。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托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托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周總理和鄧穎超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橘子。他問清值25元錢后，讓寄去50元。他說：“多余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總理衛士長成元功說：有一次，總理去杭州參加中央會議，臨離開的前一天，杭州市交際處的同志提了一筐菜讓我們給帶上。我們說：這可不行，總理對此有嚴格規定，不能收。他們說：這是替你們買的呀，有發票，你們給錢不就成了。我們說，那也不行，總理不會答應的。第二天登機，我們發現機上放了兩筐菜，就找到送行的交際處的同志問怎麼回事。他們說：這不是給總理的，是叫你們帶到北京給中央領導同志的，有發票到時候付錢就好了。於是兩筐菜就帶回北京送到了供應處。供應處給每個首長家分了一份，都是收錢的。工作人員領回來，炊事員給做了，吃飯時總理看到了非常生氣，他飯也不吃了，說：“把成元功給我叫來！”問我這菜是哪兒來的，是不是從杭州給帶回來的。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總理說了。總理說：我和你們講了多少次了，不許往回帶東西，為什麼就是不聽？我回答說：這不是專帶給我們的，是帶給中央首長的，供應處付了錢，我們分到一份也是付了錢的。總理一聽更火了，說：“付了錢也不行！我問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這樣的菜？”我說：“當然吃不到。”“我能吃得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麼說？以后你們都要和政治影響聯系起來。我們自己制定出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邊人遵守、別人遵守，那不成了‘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嗎？這和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