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感天動地的崇高風范【4】

　　周恩來有著傳奇般的經歷，他一生中為黨為人民進行過各種形式的斗爭，承擔過各種最復雜、最艱巨、最危險的任務，經歷過無數次生與死的考驗，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臨危不懼，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計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生命安全，保護黨和人民的利益，表現出共產黨人英勇奮斗、不怕犧牲、忘我獻身的精神。

　　無論是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環境，或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的艱難困苦年代，還是在“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特務包圍甚至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日子裡，或解放戰爭中同毛澤東、任弼時被胡宗南大軍包圍在陝北時，他都毫不氣餒、斗志昂揚、信心十足地指揮戰斗，堅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

　　1946年2月10日，重慶市各界群眾，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在校場口舉行慶祝大會。國民黨為了破壞這次大會，在會場的周圍埋伏下特務。當會議一開始，特務們便大吵大嚷地沖上主席台，大打出手，當場打傷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聞訊后，不顧自己的安危，立即趕到會場。他氣憤地說：特務們站出來，讓大家看看你們！他的憤怒指斥，把特務們嚇慌了，一個個悄悄溜走了。接著，他又到醫院裡探望受傷的民主人士。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立即舉行緊急會議。會上，代表們一致推選周恩來為代表，當面去質問蔣介石。這件事被國民黨反動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來收到一封恐嚇信，信裡還裝了一顆子彈。信中威脅說：“你若要向蔣主席報告這次事變，便請你先嘗嘗這顆子彈的味道！”顯然，敵人准備對周恩來下毒手了。是去找蔣介石還是不去呢？不少人為周恩來的安全擔心。面對敵人的恐嚇，面臨生命的危險，周恩來以革命為重，置生死於度外。他掂了掂那顆子彈，哈哈一笑，說：“好啊！那我就不客氣地收下吧！”當時，中共代表團的領導同志，在重慶雖然是公開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現，但敵人經常跟蹤盯梢，一切行動處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之下。敵人是什麼殘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來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發生危險。周恩來深知這一切，但他不能聽任反動派囂張下去，不能辜負政協代表的委托，毅然決然地冒險去找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了嚴正的抗議，要求他說話算數，保証人民的自由與民主。

　　周恩來心中時刻裝著人民，也時刻裝著黨。他很珍惜黨的名譽，時時處處注重維護黨的名譽。20世紀50年代初，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工作細則。其中提出“三保”，即醫生為總理保健康，警衛保安全，秘書保工作。周恩來看后又加了一保，即“我、鄧穎超同志及你們要共同保黨的政治影響。”他要求自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一言一行，都要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隻能給黨增添光彩，絕不能有損黨的聲譽。他終生實踐了這一點。

　　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說：“對周總理的生活方式和人格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受感動。尤其最感人肺腑的是，總理的一生中，貫穿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用這樣的歌聲表達了對他的敬仰：‘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對於我來講，能夠在周總理晚年見到他，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事。當年和周總理的見面，現在還像一幅名畫一樣，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裡。周總理是非常有教養的人，他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地、鞠躬盡瘁地去為人民服務，去為世界和平而努力，這方面他是非常堅定的。他待人像春風一樣，使你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愉快。他對人非常慈愛，非常慈祥。所以見到他的人都感到他的心慈祥得像一個菩薩，一個佛一樣。他有那麼慈祥的一面，但是對於敵人，他是非常嚴格，非常堅強，他堅強得像鐵一樣，他是絕對不會屈服於任何人的。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一個人格非常高尚的人。在現在或者在近代，很難再找到一個像他那麼優秀的人。”池田大作有一個玉石雕的周恩來半身胸像，就放在創價大學最重要的一角，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他希望所有創價大學的學生，或者來參觀的所有的人，能夠學習周恩來這種偉大的人格。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說：“全世界我隻崇拜一個人，那就是周恩來。”

　　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說：“我把周總理看作我的老師、兄長。他從未指點過我，但是他的行為本身，就是無形的力量，他成了我學習的榜樣。”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說：“周恩來是我唯一的偶像。”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說：“周恩來使人為之傾倒的風度，完完全全贏得了我的心。”

　　美國記者約翰·麥·吳德施說：“周恩來是當今共產黨領導人中出訪最多、最有經驗的角色。他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黨內最高層任職時間比列寧、斯大林或者毛澤東還要長。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他就擔任總理，作為國家的代言人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周恩來經歷過五次內戰，兩次世界大戰，十幾年日本的侵略，10年蘇聯的敵視，20年美國的排斥，而成了當代最經久不衰，最能屈能伸的政界人物。”

　　美國人阿道福·修斯多夫說：周恩來是一位非常有教養的人，舉止文雅、為人坦率、有禮貌又和藹可親。他了解中國以外的事物，但無所畏懼。他掌握巨大的權力，但行使起來時，我認為總是節制有度的。在共產黨中國的領導人中，我相信這個人最不追求傳統形式，最不講究家族觀念，怡然自得，完全是自己的本色。

　　美國著名作家、新聞記者索爾茲伯裡說：周恩來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主義感的政治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阿爾登·魏特曼說：自從共產黨政府在1949年成立以來，他就擔任總理職務（1958年以前還兼任外交部長）。人們稱贊周恩來實事求是地管理政府機構。盡管他有時候在政治上受到攻擊，他仍然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兩三位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雖然某些與他有關的政策曾告失敗，可是他的足智多謀使他一直留在黨的最高領導層。第一個理由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至高無上的象征——毛澤東——忠心耿耿。第二個理由是：他是經歷了1934年到1935年長征的一位久經考驗的老戰士，正是那次行軍，共產黨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到達延安，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第三個理由是：在“大躍進”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成功地保持了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

　　美國傳記作家朱雷·阿查爾說：他始終是一個不能為他人所代替的政治家。高興時，他會用英語、俄語、日語或法語同外國來客作友好談話。周恩來的獨特的魅力，在於使客人感到他們講的話起了作用，對他有影響，而且情況往往確實是這樣。他們告辭時，有點受寵若驚。周恩來要了解外界的情況，如飢似渴，經常他問客人的問題往往比客人問他的還多。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具有這種性格，他對中國以外的事態發展了解之多出乎人們的意料，即使北京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年代也是如此。

　　周恩來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在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

　　周恩來經常提醒身邊警衛人員：“你們不要隻記得我是總理，還要知道我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一個普通勞動者。”有一次，他明確具體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在國務活動時我是政府總理﹔在黨內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黨員﹔在群眾中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1958年7月，周恩來到廣東省新會縣視察，風塵仆仆，日夜操勞。時任該縣的縣委書記黨向民同志看到眼裡，急在心裡，感到實在過意不去，就在周恩來離開新會的前夕，悄悄地安排為周恩來設宴送行。宴會地點，就安排在縣委院內的一間小屋裡﹔廚師，就是縣委伙房的炊事員，而且沒什麼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盡管這樣，在吃喝將近結束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黨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這樣一頓飯，你請不起，還是讓我出錢，算我請客吧！”隨即示意他的秘書，把300元人民幣交給了縣委的司務長。

　　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童年時代都是在淮安度過的，因此他對淮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愛淮安，但他更愛偉大的祖國，從不因為淮安是他的家鄉而給予額外的照顧。1960年，淮安縣委負責同志到北京時，見到了周恩來，在匯報了淮安縣10萬畝棉花喜獲豐收的情況后，提出想辦一座紗廠。按理，這對周恩來來說確實不是什麼大事，但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周恩來一方面鼓勵他們，另一方面又引導他們說：你們種棉花，就要辦紗廠，那上海的紗廠就吃不飽了。最終沒有同意。1962年，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蘇北大片農田被淹。江蘇省政府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支援。周恩來看完信后，心裡沉甸甸的。調撥人力物力支援災區是完全應該的，隻要他一句話就可以了。但他說：我家鄉的事應由當地黨政部門管，該怎麼辦由他們拿主意。周恩來對家鄉懷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鄉的問題上從不偏私。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共同奮斗的親密戰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盡管這樣，周恩來對鄧穎超不但沒有絲毫關照，反而要求格外嚴格。鄧穎超是早期中共黨員，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憑她的能力、貢獻、資歷、經驗和聲望，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周恩來始終不予考慮。他說：“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裡任職。”

　　1974年籌組四屆全國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批准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卻被周恩來給壓了下來。直到周恩來去世后，1977年全國人大選舉鄧穎超任常委會副委員長，她才知道毛澤東早有批示。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解放初期成立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你們的伯伯不同意﹔恢復婦聯時，人家又要我上，他還是不同意﹔定工資時，蔡大姐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單裡有我，又劃掉了。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但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