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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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變化，並不斷根據這種變化調整對外政策。在國際政治風雲變幻的復雜情況下，周恩來帶領中共南方局准確判斷和把握局勢，對不同帝國主義國家、對同一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同時期政治態度加以區別，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捍衛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及時制定、調整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為實現中共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作用搭建了國際政治舞台。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及時制定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對外工作方針。但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被國民黨政府“封鎖得鐵桶似的”，敵后抗戰情形外界很難獲悉。為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和支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利用在國統區工作的便利條件，廣泛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活動，搭建與國際社會聯系、交往的橋梁，爭取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開拓了中共對外交往的新局面，在發展國際統一戰線、奪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中共也由此走向世界。

　　起伏——中共南方局外交實踐所反映的中共外交戰略之演進

　　抗戰之初，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參與了黨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在國內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奔走的同時，他也是中共中央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在中共中央確定抗日外交方針和“加緊對外宣傳，力爭國際援助，實現對日制裁”的原則下，周恩來於1939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內部正式成立了對外宣傳小組，組長王炳南，副組長陳家康，主要負責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和聯絡工作，並規定其主要任務為宣傳、交友，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了解國際形勢，重點是美、英等國對華政策，以及各國各界在華人士的政治態度和動向，以影響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擴大國際統一戰線。而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美、英等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關注中共的政策主張，雙方開啟了由封閉對抗走向溝通合作之路。

　　1940年前后，美、英兩國策劃遠東慕尼黑陰謀，企圖以犧牲中國來換取自己的安寧，這一舉動嚴重影響了中共對其的信任，中共中央一度不再強調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周恩來也認為“英法反動政府為世界反和平的先鋒”，“美國表面上雖然中立，但實際上是支持英法帝國主義的”，他們是“企圖從犧牲和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上，從分裂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及引導中國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協的出路”，“以換取它們在遠東利益的保持”，美、英本質上是“與德、意、日互相爭奪世界霸權的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在此形勢下，中共南方局警惕地、敏感地注視著美、英等國一切可能危害中國的對日妥協傾向以及會導致中國國內妥協投降的傾向，抨擊他們綏靖日本的做法。但這種批評和抨擊是為了促使其堅持反對日本侵略的立場，一旦他們援華制日的態度趨於明朗，立即表示歡迎。

　　1941年下半年，蘇德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中共也重新確立抗日國際統一戰線。周恩來認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世界戰爭的壁壘最后分明了”，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偉大結合的開始”，“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更應聯成一體，休戚相關”。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這使中共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廣闊的活動舞台。自此以后，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中共南方局努力爭取與美、英建立對日合作，爭取美、英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抗戰建國的主張及中共軍隊的抗日實力，使之重視中共抗日力量，從而影響美、英政府的對華政策，通過他們牽制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以便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強調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希望並歡迎有外來援助，但他始終主張抗戰要具有民族立場，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他認為：“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們抗戰的基本國策，運用友邦對日矛盾及爭取外援是服從於基本國策的對外政策。”他還多次批評單純依靠國際援助的錯誤，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沒有不靠自力更生，專靠外援而能戰勝強寇收復失地的。”中國的抗戰勝利，“必須從加強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 ，“我們絕不能因為需要外援，便放棄我們進行民族解放的立場，而介入或附屬於世界帝國主義的爭奪戰爭中去”。周恩來的這些重要觀點對於中共南方局開展對外交往活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