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窗口【4】

　　涅槃——在展示共產黨人外交魅力之中塑造中共國際新形象

　　抗戰以前，國民黨把中共描繪成墮落、愚昧、無知的土匪，實行共產共妻，隻知道燒、殺、搶﹔抗戰后，又四處散播共產黨搞割據、游而不擊等謠言。然而，中共南方局在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阻撓，廣泛開展外事工作過程中，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一個充滿朝氣的民主大黨形象和中共領導人卓越的外交才能，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曾比較信任國民黨，而對共產黨有較多思想顧慮，如對中共的民族工商政策、土地政策、民主問題等。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陳嘉庚訪問了延安。通過延安之行，陳嘉庚的思想發生了不尋常的飛躍，轉而同情中共，並義無反顧地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他回南洋后，不放過一切機會，大加贊揚中共救國救民、廉潔奉公、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捍衛真理的精神，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如何上下團結、官兵平等、軍民一致，中共領袖如何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他對兒子陳國慶說：“余此次勞軍，經延安所見，深感中國有希望了！”

　　1944年，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在訪問考察延安后，都大力稱贊延安的政治和共產黨的政策。美國記者愛潑斯坦深有感觸地說：“延安之行可以幫助神聖的反法西斯工作，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封閉著的，這次來到這裡把一座關閉了很久的大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今后誰若再關此門，恐怕是不可能的了。”美軍觀察組的戴偉斯和謝偉斯也認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作為中共南方局主要領導人，周恩來以“中肯求實、有理有節、求同存異、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禮賢尊士”的外交風范和極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外國朋友們的尊敬、信賴和友誼。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稱：“周恩來是重慶最有智慧的人，周恩來和他代表的政黨最終將在中國獲勝。”另一位英國駐華大使薛穆也認為周恩來是一個態度溫和、能干的外交家，具有完美的個人魅力，從私人角度來講，值得與他深入交往。1944年3月，薛穆寫信給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認為：“在隨著日本的投降而形成的混亂情況下，我個人傾向於支持共產黨。”1944年末，薛穆在致艾登的電報中又說：“共產黨採取的政治變革的范圍和意義非常顯著，我的觀點傾向於：他們成功的原因只是在於經濟問題已經消失，並把這看成是中國的一個巨大成就﹔邊區的領導人是引人注目和強有力的人物。”

　　時任美國重慶戰時新聞處處長的費正清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濃眉、英俊的貴冑，卻為民眾獻身﹔作為個人，他的智慧和敏銳的感覺是罕見的，然而他卻致力於集體主義事業。”“居住在周公館裡的共產黨人做著一件與美國交往的出色工作，他們以批評的眼光，現實主義的觀點同美國人討論各種問題。雖然他們現在隨時有被捕並被投入集中營的危險，但他們仍然本著驚人的團體精神和堅定信仰照舊開展革命工作……在周恩來所住的閣樓裡，臭虫也許會從頂棚上掉下來，雨水也許會漏到床上，但他們的宗教熱忱和思想信念照舊如火如荼、絕不動搖，仿佛他們自信能夠喚醒這個國家。”

　　不難看出，國際社會各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廣泛贊譽，充分展示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的獨特魅力，從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時樹立起中共在國際社會良好的政治形象。

　　1945年10月，毛澤東參加完重慶談判回到延安后，感慨地說：“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不贊成蔣介石的政策。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對周恩來在8年抗戰中帶領中共南方局，在開展黨的外交工作中歷盡艱險、卓著勛勞的一個最好的總結。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