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處理“立三問題”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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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命回國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員由5萬多人一下銳減到l萬多人。經過兩年的盤整，黨組織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1929年，全國黨員人數達6.9萬多人，超過了大革命時期。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一封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准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 信中還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的口號。

　　在這樣的國內、國際背景之下，黨內一些同志錯誤地認為新的革命浪潮已經到來。於是，原來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又惡性發展起來。1930年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動。他在中央會議上要求軍委對舉行南京暴動進行討論和部署。周恩來表示反對在南京舉行暴動，但李立三堅持。於是，周恩來另外召集軍委干部曾中生和黨在南京負責軍事工作的同志召開了一個小型的會議。大家全面分析了黨在南京的工作情況，認為在南京舉行暴動是困難的。周恩來也從敵我力量對比，認為南京不具備舉行暴動的條件。最終，會議否決了李立三舉行南京暴動的設想。1930年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再次提出：組織一省或幾省暴動。周恩來仍表示反對。他說：已有革命高潮並不等於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勢。由於周恩來的反對，李立三搞暴動的設想一直沒能實現。

　　1930年3月，周恩來從上海出發，前往莫斯科參加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同時處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共產國際間的一些分歧問題。

　　周恩來離開上海后，李立三著手發動南京暴動。他勒令曾中生領導的學兵營的黨組織舉行起義，攻打國民黨中央黨部，佔領南京。曾中生反映說：這點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維漢也提出：暴動后還是把隊伍拉到農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評他們都是右傾。結果暴動使我黨南京的地下組織暴露，全市被敵人逮捕的黨員有一百多人，南京的黨組織遭到了極大破壞。

　　隨后，李立三又制定了一套以武漢為中心的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冒險計劃。結果，剛剛恢復起來的白區黨組織和革命力量又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同志慘遭殺害。如江蘇省，從1930年4月到9月這半年中，被國民黨殺害的黨員就有三千多人。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並立即下達各地區支部。

　　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盡快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黨會遭到更大的損失。周恩來在莫斯科做了大量的工作，終於設法使共產國際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通過的決議。共產國際認為李立三對形勢的估計過分夸張，他的否定革命發展不平衡、脫離群眾的武裝暴動計劃等是錯誤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與周恩來、瞿秋白一起，擬定了7月23日決議。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6月1l日決議應該停發，武裝暴動應該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要周恩來、瞿秋白回去糾正。於是，1930年8月，周恩來帶著共產國際的精神動身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