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實楷模鄧穎超：悼念周總理的文章要忠於史實【2】

　　“關於第三篇文章。長征那一段，因我沒有和恩來同志在一起，這一段我作不了証。但乍一看就覺得文章裡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總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經常在一起’。‘總理’這個職務不妥嘛！總理是解放后當的，當時是什麼職務，就寫什麼職務。”

　　“新華社也有一個稿子。那個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紅岩村時，說我和恩來同志經常和戰士們澆水、種菜、澆糞，不是事實麼！只是偶然一下子，怎麼能說是經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噓，不要夸張。還有說恩來在重慶和主席‘寸步不離’，怎麼寸步不離呢？當時恩來同志非常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全，這是事實。但恩來同志要進城找民主黨派談話，主席也要出去，說‘寸步不離’起碼是不科學。”

　　“今年恩來同志去世后，我聽說有單位將一些文章朗讀錄音，放了，其實裡面和事實有很多不符，當時也沒辦法。新華社的稿子你們也看一下，你們提法要一致，不能一個這樣說，一個那樣說。”

　　還是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剛剛開始編輯《周恩來選集》時，她就對研究人員說，你們選周恩來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確實依據証明它是恩來同志的東西時才能用，不要根據分析或猜測。在沒有証實之前，寧舍勿選”。她還這樣強調地提醒過他們：“希望你們編文集要改變作風，不要搞突擊，趕節日”。“出文集什麼時候都可以，不要採取突擊完成任務的方法”。“要踏實、要精細、要實事求是，要唯物主義”。

　　1982年4月，鄧穎超在接見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著作生平研究組的幾位同志時說：“你們不僅要研究恩來同志的生平和著作，還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黨史、中國歷史。你們文獻研究室要注意恢復歷史本來面貌的問題。”她在聽讀了《周恩來傳》的部分章節后，在來信中指出：“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鄧穎超不僅給以如此諄諄指導，而且處處給編撰工作以極大的幫助。十多年來，編輯出版的有關周恩來的書籍，無一不凝聚著鄧穎超的大量心血。從她身上，人們無不分明地看到她尊重史實、求真務實的可貴工作作風。

　　當送去周恩來的有關文稿時，鄧穎超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仔細核閱，反復核實史實，及時退回。讀了她退回的文稿，編撰研究人員無不為她那種認真的精神、細致的作風和驚人的記憶力而感動和嘆服。譬如，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中的《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的文稿，由於是1943年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學習會上所做報告的記錄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別是一些人名和史實不太清楚，整理時困難不少。是鄧穎超幫助核訂了不少史實，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議。編輯《周恩來書信選集》時，鄧穎超不但親自挑選出周恩來曾經寫給她的十多封書信，而且還提供了不少征集書信的重要線索，為編好這本書帶來了不少方便。又例如，1979年，鄧穎超在核閱周恩來關於大革命時期我黨同國民黨的關系的文稿時，兩次打電話對編撰人員說，文稿中講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共產黨員，在北方隻提於樹德不夠，建議加上李大釗和李錫九兩個人的名字（鄧穎超和李錫九在大革命時期都擔負著中共天津地委和國民黨直隸省黨部的領導工作，在推動北方的革命運動中，共同的革命目標使他們經常接觸，彼此深為了解）。她說，那時我在北方，對北方黨的情況比較熟悉，李永聲（即李錫九）的工作很活躍，他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應當尊重歷史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