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妹深情回憶 侄兒侄女眼中的周恩來夫婦

周保章、周保庄兄妹是周恩來五祖父周鳴鹿（譜名駿龐，字敦甫）的曾孫輩。他們的祖父就是把周恩來帶離淮安的周恩來三伯父周濟渠（譜名貽謙，后改名貽德，字劼之），父親周恩彥是周恩來的堂弟，大排行第十三。周恩來行七，按家鄉習俗他們喊他七伯，喊鄧穎超七媽。

　　他們與周恩來、鄧穎超都有過像平常親友之間的交往。下邊這篇回憶錄就是周保章兄妹回憶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讀了能體會到周恩來夫婦對侄兒、侄女的那份親情。

　　周保章的深情回憶

　　“請到原單位報到”

　　１９３８年，七伯周恩來以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的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武漢，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和與國民黨談判等工作。當時，剛好我們一家都住漢口，因此兩家人過從甚密。七伯利用我爺爺的身份和我父親在國民政府粵漢鐵路局基層任職的特殊關系，將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一架秘密電台設在我家二樓上，由童小鵬直接領導負責。（童小鵬曾回憶說，當時，國共合作抗日，設在武漢“八辦”的電台可以與蔣介石的總統府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聯系。但周恩來歷來心細，他怕出現萬一，所以在架設了公開使用的電台后又在周恩彥家架設了一架秘密電台。——本文整理者注）我們幾個年紀較小的兄弟姐妹們被嚴格告誡：不許上樓玩耍！

　　１９３８年末，日軍進犯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隨之撤往廣西桂林，我們一家也跟著遷到了桂林，並住進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的大院。七伯每次到桂林，與我父親等總是朝夕相處，有著談不完的話和說不完的事。

　　１９３９年春，七伯受黨中央派遣，赴皖南處理新四軍的有關問題，同時他又打著回浙江紹興省親祭祖的旗號，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１９４６年初，國民黨將要還都南京之前，中共駐重慶代表團亦隨之東遷，七伯在百忙之中約我父親去重慶，兄弟倆從深夜一直談到黎明，並決定將我和我二哥周保常送往革命聖地延安。后因時局急速變化、長江春汛漲水和其他種種原因未能成行，這成了我們兄弟倆終生的遺憾。這樣，我們都隻好跟著父親在國統區上學念書。

　　１９４９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蔣家王朝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朝不保夕了。這時，共產黨方面通過地下黨的活動，希望我父親留下，而國民黨方面則在作最后的垂死掙扎。因此，還在湖南衡陽時，國民黨特務因為知道我父親與七伯的這一層關系，就整天影子似的跟蹤、監視我父親的一舉一動。后來，特務們就向我父親攤牌：是坐牢還是加入國民黨，必須二者選一。父親望著我們５個都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和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國民黨特務，被迫選擇了后者。但是特務們並未罷休，又將國民黨的區分部委員一職塞到父親頭上。父親的這段歷史，是建國后在我們要求入黨受牽連時，七伯通過有關方面要來父親檔案時知道的。這是我父親的一個錯誤選擇，但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結果我們全家隻好隨著國民黨粵漢鐵路局跑到廣州。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廣州城。我父親從新聞裡聽到七伯已經在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擔任政務院總理一職時，十分高興，對我們說：“你們的七伯現在是新中國的總理。總理就是過去的宰相啊！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權力大著哩！我們趕快和他聯系。”父親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所以，廣州的郵政業務一恢復，我父親就向北京發了電報。七伯的回電也很快就來了，但卻隻有令人失望的短短７個字：“請到原單位報到。”

　　父親收到電報時，愣愣地端詳著，剛好我也在場。當時我已是個參加革命活動的中學生，對這件事印象太深了！

　　“同志加親戚”

　　我是在解放前夕讀中學時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秘密活動的。大陸一解放，就在學校轉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成員，還成了學校團組織和學生會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我由組織上保送到軍事干校。

　　１９５０年我參軍后，在人民軍隊這所大學校裡，受到了正規、系統的教育，思想認識和業務素質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一直遵循著七伯對親屬的要求：不論任何時候，也不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向組織上和他人暴露與他的這層關系。

　　１９３８年在漢口時，由七伯的同學和好友趙光宸等人提議，經我父親和七伯、七媽同意，我和我妹妹保庄被過繼給七伯、七媽作為他倆的嗣子女。而且還進行了磕頭拜祖宗等一系列過繼承嗣的儀式。儀式是在漢口大石洋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樓頂涼台上進行的。儀式結束后，七媽鄧穎超還高興地右手抱著我妹妹保庄，左手摟著我一起拍了一張照片作為紀念。（本文整理者就此事曾詢問過當事人趙光宸的長女趙忠綺，她証實確有其事，但是強調說，周恩來當時不在場）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趙光宸的兩個女兒趙忠綺、趙忠績等也都參加了那次合影。七媽一直保存著這張照片，趙光宸的女兒趙忠綺也保存有這張照片。趙忠綺至今還記得我們兄妹過繼的事。當時我和妹妹都還幼小，還都不知道過繼之類的事。現在想來，七伯和七媽很可能是出於當時斗爭的需要。因為自解放后，我們兄妹多次和七伯、七媽見面、談心，七伯、七媽還讓我們去西花廳，和他們一起生活過，但他倆從沒有再提起武漢過繼的事。而我自從成長為一名普通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這裡邊的一些道理：當時處於全民族抗戰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一邊口頭喊合作抗戰，一邊又千方百計地削弱共產黨的力量以達到最終消滅的目的，因此他們不斷開動宣傳機器，胡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等等，造成國統區許多人對共產黨人的誤解。這樣，七伯通過１９３８年的“武漢過繼”到１９３９年的“紹興祭祖”這兩件中華民族的傳統做法，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的謠言，讓廣大國統區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從而更加有利於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因此，我在后來與他們的交往中，也從沒有向他們提起過這件事，只是七媽曾在和我個別談話時直接說過：“保章啊，我們不僅是同志關系，我們還是親戚。”她是不是指的這件事我沒有追問過，也沒有必要去問。但是，也許正因為我和兩位老人有這種“同志加親戚”的特殊關系，所以受到他們更多的教誨和關心，這就足以使我終生滿足。

　　特殊的獎品

　　１９５７年，成年后的我第一次與七伯、七媽取得了聯系。從那以后，我給他們寫信，他們也給我回信。回信通常是七媽寫的，也有她的秘書張元、趙煒代她寫的。這些回信共有５０余封，絕大部分我還收藏著。我向他們寫信時，除了匯報思想、談自己的進步和人生之外，也告訴他們自己家庭情況以及個人的婚姻戀愛。從通信中，我發現七伯、七媽對基層群眾的生產、生活比較感興趣，我也就經常向他們反映基層社會情況和人民的要求。我做對了的，他們就表揚我，我不對的他們也馬上毫不客氣地批評指正，慈嚴交加，諄諄教誨。七媽曾在我們周家親屬聚會時表揚我說：“保章能夠做到思想全面，要求進步，很好。”

　　頻繁的書信往來，拉近了我與七伯、七媽的感情距離，我對他們什麼話都能說，也敢說。我在個人生活上遇到麻煩，七媽知道后，給我寫信說：“青年人在戀愛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難免的。把它當作經驗教訓，就可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了。”七媽每次來信都是語重心長，可以說是既富人情又富哲理，於諄諄教誨中又流露著親情。這樣，我便萌生了要赴京探望二位老人的願望。

　　１９５９年，也就是建國后我與七伯、七媽通信兩年以后的９月４日，我忐忑不安地將想在國慶節期間進京探望七伯、七媽的信投進了郵筒，心裡頗不踏實地等待著回信。整整１６天，我終於等來了七媽的秘書張元寫來的回信。我迫不及待地將信拆開：“我是鄧穎超同志的秘書。……她知道你在國慶假期想來北京，她也很想看看你，但因今年是國慶１０周年大慶，外賓及各省來觀禮的較多，所以上級通知：凡在京干部的親屬，盡可能不要在國慶期間來京探望，以減少車輛運輸及供應的擁擠情況，為執行規定，她很歉然地望你推遲來京……”讀了信之后，我終於明白了：七伯不僅是我們國家的這些規定的制定者，而且也是這些規定的模范執行人。他決不會憑自己的地位表現出一絲一毫的“特殊”。轉眼，１９６０年的春節又到了，七媽因在南方休養，我進京探望的願望也沒能實現。１９６０年的國慶節時，我向七伯、七媽報告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學習方面取得的成績，還隨信寄去了我的照片和獲得的兩張獎狀。七媽收到信后高興極了，回信的一開頭她就寫道：“親愛的保章侄：……為了獎勵你的理論學習學得好，現又開始工業經濟專修科的函授學習的需要，特從伯伯和我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抽一本送給你，在北京此書除原預購者外，也難買到零售本，所以子侄中向我們要的還多，都未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隻破例寄給你一本，作為獎品……”這本《毛澤東選集》是七伯、七媽贈送給我的特殊獎品，至今我還珍藏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