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妹深情回憶 侄兒侄女眼中的周恩來夫婦【2】

七媽的兩封信

　　“燕子聲聲裡，相思又一年。”我讀著七伯年輕時寫的詩句，思念七伯、七媽的情意也更加迫切。１９６１年的春節又快到了，我又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於１月２７日給七伯、七媽去了一封信。２月２日，我收到了七媽１月３０日給我寫的回信：

　　保章侄：

　　春節假期，我們同意你來北京。這個機會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為前兩年我都去南方過冬，今年春節我們在京。

　　你下火車后，可直接到府右街國務院西花廳找我們（可乘從火車站到府右街的無軌電車）或找成元功同志就行了。

　　更使我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媽１月３１日的另一封來信：

　　保章侄：

　　昨天發信后，忘記提醒你來京時，在火車上要注意寒暖，增減衣服，不可受涼。北京的天氣可能比青島冷，你可參看《人民日報》的氣溫報告，這兩天又冷到室外零下七度了。總之，在旅途中要預防受涼生病。

　　這一先一后發出的兩封信，是七媽對我慈母般的關懷，這種關懷是細心周到而又無微不至的。

　　一條毛巾

　　赴京前，由於激動和緊張，我忘記了帶毛巾。當我要洗臉又見到西花廳盥洗室內有好幾條毛巾時（盡管都不是新的，但都很干淨），就隨手拉下一條用了起來。沒想到這麼一件小事，七媽知道之后，我遭到她一頓嚴厲地批評：“你七伯從來不允許任何人亂拿、亂用公物。那是公家辦公室的公用毛巾，是秘書、警衛們工作時用的，你不問一下是不應該拿、不應該用的。自己沒帶毛巾，應該去買一條。”我很慚愧自己一住進西花廳就給七媽添煩、添亂。七媽說著，就塞給我一個購物本。當時全國物資匱乏，買糧購物全部憑証供給，但我沒想到身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七伯家買一條毛巾也要憑証供應。

　　我接過購物本一看，是和北京市普通居民家一樣的購物証，各種物品的配給在各欄表格上都有明確記載，許多東西都已買了，隻有毛巾欄上還有兩條毛巾沒買，就拿著購物証跑到西單商場去買毛巾。可是當商場營業員一看到“戶主”欄上寫著“周恩來”三個字時，馬上瞪起了警惕的眼睛，向我投來懷疑的目光，把購物証翻來覆去地看了又看，又盯住我盤問了好久，才賣給我一條毛巾。現在我說起這件事，估計誰也不相信有這回事：一國總理家買條毛巾還用購物証？可惜的是這條毛巾我沒能保存下來。但是，當時對我的教育很深很深：七伯身為一國總理，也與普通老百姓一樣不搞特殊，憑証購物，厲行節約，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我們國家還會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什麼困苦不能戰勝呢？作為他的親屬，又還有什麼理由要求特殊呢？

　　七媽叫秘書收下了我的糧票

　　鞭炮聲迎來了新年。按老家習俗，正月初一晚輩是要給長輩拜年的，可是七伯、七媽他們在除夕之夜也在忙碌，特別是七伯，每天忙到天快亮才上床休息，過午時才起床。七媽告訴我，這是他們長期地下斗爭和多年革命歷程中養成的習慣，現在已經沒法改了。這樣，我也就沒法給他拜年了。

　　中午吃飯時，工作人員端上桌的是一碟窩窩頭，共四個，三個在下，一個在上，都是玉米面做的。仔細一瞧，做法也和普通老百姓家一樣：圓圓的好似一座小山頭，底部有一個圓圓的孔洞，只是個頭比民間的要小一點。我感到更奇怪了：大新年的，“宰相”家不包餃子卻吃窩窩頭？！而在桌上吃飯的總共才三個人：七伯、七媽和我。我沒有多想，伸手就去拿窩窩頭。七媽卻立即用筷子將我的手撥開，對我說：“慢，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請吃客飯。”她隨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飯吃吧。”我還想說，我是晚輩，該我吃粗糧，七伯好像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投來慈愛而又不容爭辯的目光。我隻好照他們的意思辦了。可是那頓飯我卻怎麼也沒吃好，每一口飯都難以下咽。

　　在以后的幾天裡，我更加明白了，七伯和七媽不但經常吃粗糧，而且也和普通市民一樣，每月口糧也是按市民定量供應標准，粗細糧一律按比例搭配，這是我赴京前怎麼也沒想到的。因此，到我春節假期將要結束離開西花廳時，我如數按照自己每天八兩的定量標准掏出了那時如金子一般的糧票。七媽見我拿出糧票就慈祥地說：“保章，如果你覺得該這樣做就把糧票留下，如果有困難，也可以不留糧票。”（當時，國家供應周恩來、鄧穎超的糧食計劃是每人每月２６斤。他倆為了和全國人民一道共渡難關，周恩來和鄧穎超每月分別隻要了１５斤與１３斤——本文整理者注）我忙連聲回答：“我不困難，我不困難，我應該拿糧票。”這樣，七媽就叫秘書收下了我的糧票。

　　維護團結

　　記得我剛剛到西花廳的那天，七媽就交給我一項“特殊任務”：“你來了正好，快寫封信給你哥，他現在有驕傲情緒，我正在發動大家幫助他。”我遵照辦了，還把寫給哥哥的信給七媽看了一下，沒想到七媽看完我的信竟勃然大怒，嚴厲地批評我說：“你七伯不是領袖，隻能稱國家領導人，不允許你們這樣寫，以后在任何地方也不許這麼說！快給我改過來！”原來是我在寫給哥哥的信中，提到七伯作為我們黨和人民的領袖，仍然保持著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等話，沒想到遭到七媽一頓嚴厲斥責。我隻有按她說的當場修改，然后才將信寄出。我原以為這件事就此已經了結，但沒想到在那次年夜飯快結束時，七媽又當著七伯和那麼多親屬以及七伯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嚴肅地說起此事：“保章年紀輕，不懂事，竟說他七伯是黨和人民的領袖，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我們國家的領袖隻有一個，那就是我們的毛主席。”在場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地向我射來，當時，我才２０多歲，自尊心很強，弄得我十分尷尬，幾乎是無地自容。心想，我的說法並不一定是錯的，何況當時已經當面批評過了，我也照她的意思改了，為啥還要在大家面前批評呢？而且我在部隊服役時曾去中國人民大學進修，已經讀過了《政治經濟學》和《馬列主義理論基礎》等書籍，其中對於無產階級的“政黨”和“領袖”等概念都有專章敘述，我知道“領袖”通常是指一個政治集團裡的人，並不是具體指哪一個領導人的。后來等我冷靜地思考之后，我終於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七媽和七伯之所以要這樣做，他們一是為了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團結，因為這是我們黨奪取革命勝利和建設成功的根本保証﹔二是借機告誡我們周家親屬和他們身邊的所有工作人員，一定要謙虛謹慎，力戒驕傲，要做維護黨的團結的模范，尤其是作為周家親屬，更應該像他們那樣處處謙虛謹慎，這是七伯一貫嚴於律己的作風，也表現了二位老人的堅強黨性和處處維護黨和國家利益的高尚品德。

　　七媽寄來的包裹

　　就在我去西花廳的１９６１年那年９月間，我的衣物在一夜之間被梁上君子盜竊一空。當年一個人一年的棉布供應隻有三尺一寸，寒冬將至，我怎麼過這麼一個又冷又餓的冬天呢？我把幾乎可能想到的辦法都想過了，可能提供資助的親友也都掂量過了，希望都是空的。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寫信告訴了七伯、七媽。信中我只是告訴他們我遇上了這麼一件事，並沒有要求他們給我想辦法。誰知國慶節剛過，我就收到了七媽的親筆來信：“你的衣服等物被竊事，我知道后，心感不安。為添補你目前急用，怕你受涼生病，特從你七伯穿的衣物中，找出一套新的毛衣、毛褲，先寄你御寒救急，另有絨褲一條，棉綢衣褲一套，背心一件，舊棉毛衫三件，舊汗衫二件，衣料八尺，共計１２件郵寄去。衣服中有的可能大些，你可改穿，汗衫有的已破舊，想來可助你度過今年冬天了。”

　　七媽的衣物是用平常的包裹郵寄的，衣服也多是破舊的，但我穿在身上卻感到特別的暖和。因為它不僅是衣服，而且還凝聚著兩位老人對侄兒的一片愛心。

　　周保庄的深情回憶

　　比起哥哥保章來，周保庄顯得較為嬌小，但當本文整理者與其數次深入交談后，卻發現這位文靜、端庄的女性有著十分剛烈的性格和十分好強的天性。她１５歲參加工作，先后多次當選為鐵道部、省、市、路局、分局的勞模，卻因爸爸的歷史問題沒能入黨，４２歲時她因種種原因離開了工作崗位，並辦理了退休手續，在南京一幢普通居民樓裡過著默默無聞的市民生活，以至和她相處多年的鄰居也不知道她與開國總理之間還有著一份親密無間的親情……

　　“保庄怎麼不給我寫信？”

　　建國前，我就常聽父親談起我的七伯、七媽，說他們都在共產黨那邊工作，而且都是共產黨的領導人，特別是七伯，還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建國后我才知道七伯周恩來是總理兼外交部長，七媽鄧穎超是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當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認為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工作又那麼忙，這麼多年了，是不會記得我這個在基層工作的侄女的，我也就一直沒有寫信與他們聯系。

　　１９５６年，我二哥周保常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媽，他們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在談及家庭時，七伯、七媽對我們兄妹情況非常熟悉，也非常關心我們的情況，尤其是七伯還問道：“保庄怎麼不給我寫信？你叫她給我寫封信。”我二哥回家后及時把七伯的口信寫信告訴了我。接到二哥的信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動，但因為思想上仍有顧慮，並未及時給七伯、七媽寫信。后來七伯、七媽在與我四哥保章通信時又談到了我為什麼不給他們去信的事。我經過再三考慮這才鼓起勇氣，提起筆於１９５７年４月第一次給七伯、七媽寫了一封信，信上匯報了自己的思想和學習情況，以及對二位長輩的想念之情。沒想到一個星期后就接到七媽給我的回信，她在信中親切地說：“雖然多年未見面未通信，但是我對你印象很熟悉，我一直在挂記著你這個在奮斗成長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學習……”接到七媽這封信時，我當時非常激動，真沒想到她老人家這麼快給我回信，她工作那麼忙還惦記著我、關心著我。這封信真是字字吐深情，行行見厚意，我讀了一遍又一遍。

　　１９６２年，七媽來信叫我和愛人張中平去北京過春節，因我當時懷孕行動不便，所以未能成行。１９６３年，我和丈夫中平決定回河北樂亭縣中平的老家過春節，打算過完春節返回時去北京看望２５年未見面的七伯、七媽。臨出發前，我寫了一封信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七伯、七媽。七媽很快來信了，表示歡迎我們去北京，並在信中詳細地告訴從火車站下車后要乘１３路汽車在沙灘下車再到中南海的西北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