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 周恩來制訂92天採訪計劃【7】

在9月底至10月初連續幾天的晚上，還是在毛澤東的簡陋的窯洞裡，還是圍坐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旁，毛澤東娓娓道來，‘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談到了他如何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沒有任何矯飾，而是辯証地唯物主義地闡述了自己如何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中斗爭過來，成長起來的經歷。當毛澤東敘述到紅軍的成長過程時，他開始超出“個人歷史”的范疇，並且以某種方式不知不覺地把個人歷史溶於一個偉大運動的歷程之中﹔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保持著主導作用，但是人們卻看不清他個人的活動情況。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觀察家的客觀記載了，而這個觀察家所關心的是作為歷史的人類集體命運的轉變。這種敘述使斯諾深深感到，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斯諾覺得，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縣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斯諾把他的這種感受同毛澤東的生平一起對外發表了，使全中國、全世界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很重視同斯諾的談話。因為這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裡，一切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進步的書籍都被視為禁書，共產黨人的著述不可能公開發表。而斯諾是一個外國記者，可以不受國民黨新聞檢查的控制，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活動，如實地在國外發表出來，然后還可以轉譯成中文，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一切造謠誣蔑現出原形，使黨的事業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在斯諾訪問陝北根據地的4個月中，除了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線採訪外，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和斯諾會面。毛澤東在地理偏僻、貧窮且又被包圍封鎖的一小塊根據地裡，笑談天下大事，展望未來的國際事務，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語言，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千裡之外，沖破重重阻礙來到蘇區的斯諾，對此深為驚嘆、折服。他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事業的記述，不僅有益於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也使他本人成為世界上能夠留下歷史性文獻資料的杰出的記者之一。

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他總結或提出了許多事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敘述了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概況﹔全面闡述了根據地的建設及其各項政策﹔第一次對中共與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系作出全面的客觀的評價﹔第一次公開他個人的生平歷史﹔第一次公開中國共產黨對即將爆發的抗日戰爭的預見等等。諸如此類的“第一次”在他的談話中還可以找到許多。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些內容是對黨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闡述。也正因為這些談話所包含的這種價值，才使斯諾寫的以毛澤東談話為主干的《西行漫記》成為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熱烈歡迎、當時國際上發行最廣、最多的著述之一。毛澤東曾經看過當時上海出版的中文譯本，並曾在延安時一次干部會議上提到這本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對它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地報道了我們的情況，介紹了我們黨的政策的書。而斯諾本人說，這本書能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是由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人口述的。斯諾認為，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而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斯諾的話是真實的、恰如其分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一直是被國民黨包圍封鎖的“禁區”，自斯諾訪問陝北，把根據地的新鮮氣息傳播出去后，外國友人紛紛前往根據地參觀訪問，紅色中國的大門終於敞開了。

繼與斯諾以及同斯諾一起來到陝北的馬海德談話之后，毛澤東又先后接見了來陝北的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厄爾·H·利夫、托馬斯·阿瑟·畢森、拉鐵摩爾、菲力普·賈菲等新聞界人士，廣泛地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闡述中共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預見抗日戰爭的規律。抗日戰爭爆發后，毛澤東接見的外賓超出了新聞界，擴大到政界、軍界要員和來根據地幫助工作的友人。通過這些交往，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范圍的影響。

本文摘自《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 雷國珍 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