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 周恩來制訂92天採訪計劃【6】

在這種談話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第一次正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歷來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敏感問題。共產國際曾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推動大革命的勝利進軍以及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國情，在指導中國革命事業中也出現過嚴重失誤，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國共產黨的正常領導。大革命后期黨內出現的右傾錯誤、土地革命時期的三次“左”傾錯誤以及抗戰初期出現的右傾錯誤，均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一貫主張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的書本和共產國際的決議神聖化教條化的毛澤東，曾幾次在所謂執行“國際路線”的旗號下受到打擊和排斥，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所制訂的土地革命政策被攻擊為“富農路線”，他所倡導的並在實踐中被証實為有效的軍事戰略戰術，也被斥之為退卻逃跑主義。因此，毛澤東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外界說“中國共產黨是莫斯科的工具”這一問題時，詳細闡述了他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態度。他指出，第三國際是一個匯集全世界無產階級前衛的集體經驗、以貢獻全世界革命群眾的組織，它不是一種行政機關，除顧問作用外，它並無任何政治力量。雖然它的本質和第二國際大不相同，組織上卻沒有多大的分別。正如沒有人會說因為某國的內閣由社會民主黨組成，因此第二國際就是獨裁者，這是極端可笑的。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為了俄國人民或第三國際的統治。為的僅是中國大眾的利益，隻有與中國大眾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當然，一旦中國大眾像他們的俄國兄弟一樣，獲得了民主權及社會的經濟解放以后，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驚人地擴大了。他說，當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然后蘇維埃國際聯合的問題才會產生。但是今天我們不能提供什麼方式，這是一個尚未解決、不能提前解決的問題。他最后特別強調，這個世界聯盟要成功的話，必須各國依其民眾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必須各國主權完整，絕非“聽命”於莫斯科。共產主義者從未有別的想頭，“莫斯科統治世界”的神話，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發明罷了。

毛澤東表達了他一貫提倡的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既駁斥了國內外敵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又闡述了愛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也是若干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斯諾在保安的日子裡，幾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澤東的住處談話。談話通常從晚上9點多開始，未談正文前，毛澤東常談一兩個短故事。談到十一二點鐘時，毛澤東招待斯諾吃一頓便餐，有饅頭和簡單的菜，菜裡有一點點肉，這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已是十分難得的。對客人來說，這是夜宵。但對毛澤東來說，則是正常的晚飯。通過這種交往，斯諾對毛澤東的認識逐漸加深，他看到了一個共產黨領袖的生活的各個側面。他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裡，四壁簡陋，空無所有，隻挂了一些地圖。比這更差的他都經歷過了，但因為是一個湖南‘富’農的兒子，他也經歷過比這更好的。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仍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帶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帶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中間，玩得很高興。”

“毛澤東的伙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就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揮愛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証明他的說法﹔可是后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愛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隻得笑著認輸了。”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來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代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通過這種深入的往來，斯諾感到，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就連許多日本人也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干的戰略家。

斯諾被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請毛澤東談談個人生平。但毛澤東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像斯諾所遇到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隻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役、戰術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一天晚上，當斯諾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復以后，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斯諾列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但是毛澤東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斯諾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他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在斯諾的再三爭取下，毛澤東終於同意把自己的生平梗概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