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 周恩來制訂92天採訪計劃【3】

當斯諾問及從政治上、軍事上看，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如何時，毛澤東作了科學的預測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隻能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隻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差得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作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斯諾問道：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毛澤東就此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隻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須是運動戰。陣地戰雖然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須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隻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在滿洲和日本內地。

毛澤東接著說，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在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這樣，毛澤東以其驚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一年就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的一般形勢、發展規律，預見了在戰爭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戰略戰術以及敵我力量的消長變化和最后結局。后來他在《論持久戰》中把這三個時期更為精確地概括為三個戰略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敵我戰略相持階段﹔敵之戰略防御我之戰略進攻階段。而貫穿於上述談話的基本精神，就是動員全民族抗戰，即全面抗戰的思想。抗日戰爭的進程証實了毛澤東的預言的准確性。后來毛澤東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一文中更為充分地闡述了上述觀點，並說：“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1936年7月16日，印在西安事變前5個月，盧溝橋事變前12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隨后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諾在《西北印象記》中所記述的他的談話的原文。毛澤東這些預見的准確性與深刻性，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深為折服，命其部隊將領研究這一戰略思想，並允許在一向禁止出版共產黨人著作的國統區出版闡述這些思想的《論持久戰》。這也是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發表后何以能引起轟動的原因之一。斯諾本人也說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對於局勢具有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