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秘書：總理睡一個自然醒的覺都是奢侈

　　周總理和工作人員在專機上（后排右一為紀東）

　　歷史既是由時代風口浪尖的人寫就的，也是由無數小人物的奮斗史構成的。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人生命運，都應該是媒體關注的——這裡講述的是親歷者自己的故事。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題

　　作為周恩來總理晚年最年輕的秘書，從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時間，親歷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見証了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在動蕩時代殫精竭慮、苦撐危局的艱難歲月。

　　我的體會是，群眾愛戴他，是因為總理是一個大寫的人，一個大寫的共產黨人。他對祖國的熱愛，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感情已經深深地化進了他的骨血裡。

　　1961年，18歲的我初中畢業后走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熔爐，部隊番號“3747”，也就是后來的“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1968年7月，我參加部隊組織的指導員學習班。一天，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到我們小組聽取發言。我的發言簡明扼要，自然連貫。沒想到，僅僅五分鐘的發言又一次改變了我的命運。8月12日，我奉命“到楊政委家談話”，楊政委問我:“周總理那裡需要一個年輕的解放軍干部做秘書工作，你願不願意去？”我立正回答:“報告首長，我願意！”楊政委特意叮囑我:“對鄧大姐就叫‘大姐’，對周總理就稱‘總理’，千萬不要稱‘首長’，不要說‘請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學習請教。”

　　從整理電報開始，我逐漸掌握了總理秘書接打電話、收發文件、文電送閱、會議通知、整理電話記錄等基礎工作。幾個月裡，雖然總理兩次對我說“對不起，讓你等了這麼長時間，抽空我要和你談話”，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總理和鄧大姐一起吃飯時才把我叫到身邊，說:“小紀，真對不起，你來這麼長時間了，我幾次說和你談談，可一直沒有時間，讓你久等了。我曾想過專門和你談談如何在實踐中學習做秘書工作的問題。現在看來，你這段時間干得不錯，我這裡的工作情況，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對你來說，工作崗位變了，接觸的事情多了，我隻提一條要求，不該說的不要說，要注意保密，這是紀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談話了，從現在開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負責黨、政、軍、群這幾方面的秘書工作。盡管總理一生為公，一生奮斗，從來沒有輕鬆過，但因為身處特殊的歷史時期以及他職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邊的8年是他最累、最難的8年。

　　總理是偉人，但他首先是個普通人，也有著私人情感和個人需求，隻不過他是將公私關系解決得最好的榜樣。在如何對待和運用權力問題上，他一生都是無比清醒的，把權力看作是黨和人民賦予的責任，把自己定位為“人民的總勤務員”。

　　從投身革命那天起，他就將畢生精力徹底地交給了國家和人民。

　　總理愛聽京劇，愛打乒乓球，愛和孩子們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裡，連睡一個自然醒的覺都是奢侈，更談不上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時間被我們叫醒，因為后面排著一連串的外賓接見和各種會議。為了讓他多睡一會兒，我們叫他的時間總是精確到分秒。看著老人家累成那個樣子，我們心如刀絞，也多次勸他休息幾天，但他總是說：“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嗎？我是國家的總理，這個時候我不管誰管？這個工作我不做誰做？再累也得堅持啊！”

　　我到總理身邊工作時，他已是70歲高齡的老人。日復一日的超負荷運轉加上不斷加重的癌症摧毀了他的健康。總理一生大風大浪，從未怕過死。他想得最多的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術前的一兩天，他都要把我們叫到病床前，聽我們一件件匯報近期急需批閱的文件。當我們含著眼淚離開病房並祝他手術順利時，老人家卻笑著安慰我們：“不一定，兩種可能。”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能順利下了手術台，老人家還會找我們來談工作，如果下不來，這就是訣別。

　　一副副重擔擠佔了總理的睡眠和治療時間。他也是血肉之軀啊，他不知道累嗎，不知道困嗎，不知道疼嗎？從1975年10月下旬開始，病重的總理再也沒能離開病床。記錄顯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裡，他一共動了14次大小手術，同人談話233次，會見外賓63次，召開或參加會議40多次，那樣的身體支撐著這樣的強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