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06日15:17 來源:天津日報
總理對保密要求格外嚴格,生活中依然保留著當年地下工作時的習慣,進門前總要咳嗽兩聲。隻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書才能整理,重要文件他都要親自鎖進抽屜裡。總理有規定,部長以上領導和知名人士的信,我們不能拆。凡是涉及黨的重要機密的電話,他都堅持使用專線。召開重要會議時,工作人員能不能在場,服務人員能不能進去倒水,都會作出明確交代。即便是在車上,隻要事關重大,他都會按動電鈕把司機、警衛與后座之間的隔音玻璃升起來,就連侄子、侄女來看望他時,也不允許進他的辦公室,而且還給他們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飯、不能用招待券看戲等十條家規。總理這麼做,絕非不信任我們、不疼愛孩子,而是原則面前沒有例外。
對自己做過的批示,一旦發現有失偏頗,總理都會立即糾正。1970年,國防科委給總理寫了一份報告,提出要試驗生產神經性毒劑沙林。總理批示同意,后來根據國際上的有關規定,決定停止這個項目。一次會議上,國防科委負責人礙於總理曾經批准過不好直說。我看出了他們的矛盾心理,湊到總理耳邊說:“總理,這個報告是您批准同意的。”總理馬上明白了國防科委負責人的意思,鄭重地說:“當著我的面,你們不要不好意思提出來,不管誰批准的,不對的都可以改,我也一樣!”
總理的既聰明又厚道被很多同志稱道,越是關鍵時刻,這種結合越是完美。他的律己,既得益於一貫的嚴於修身,也生發於始終的相忍為黨。有這樣一種說法,很多黨外人士和海外友人是通過周恩來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此言並不夸張,近距離接觸過總理的人,都有一個突出的感受,他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他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著七個一致——信仰與奮斗一致,職務與責任一致,勤政與廉政一致,做人與做事一致,正人與正己一致,任勞與任怨一致,獨處與公開一致。
真情 永駐大愛在心間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十二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這是1988年4月,84歲的鄧大姐睹花思人,寫下這篇題為《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的散文。總理曾說過,鄧大姐對他的愛是“熱情和理智交織著”,我就有幸親眼得見總理和大姐的一次親吻。那是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總理率團吊唁。當時越戰未息,大家都為總理的安全捏了把汗。鄧大姐雖然最擔心,但她一直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平靜。直到傳來總理專機已進入中國領空的消息時,她才長舒口氣。那天,我們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員都聚在客廳迎候總理。他一進門,大姐就快步上前說:“老頭子,你可回來了,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在越南親吻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同我親吻。”大姐的話驚得我目瞪口呆。沒想到總理“哈哈”笑著,把大姐攬入懷中,兩人溫柔而又不失風度地擁在一起,總理在大姐臉上深深地吻了一下,那麼自然親熱,那麼旁若無人。
總理的真情來自於他一生倡導的平等人格。他常對我們說:“咱們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他的大情大愛其實就表現在對方方面面的具體關心上。初中語文課本裡收錄過一篇課文——《一件珍貴的襯衫》,記述的就是我親歷的一件事。當時,由於司機踩了急剎車,總理的上身前后晃了兩下。雖然因為急於開會,被撞女孩交由警衛人員送醫,但他念叨了一路,直到得知孩子確無大礙只是剮破了上衣時才放下心來,馬上叮囑工作人員買件新襯衣送給孩子:“把人家襯衫剮破了,總要賠嘛,從我工資裡出錢!”
總理心細如針。有一次路過五棵鬆時看見僅剩下三棵鬆樹,就趕緊讓有關部門補栽上,“要不然外地朋友來會對不上號的”﹔“兩彈一星”專委會每次開會,他都特地讓食堂准備大燴菜,因為“這個會基層同志多,年輕人多,做別的他們吃不飽”﹔他深夜離開辦公室到臥室辦公前,都要脫掉皮鞋換上拖鞋。有一次,我想蹲下來幫他解鞋帶,他卻把兩腳收回,說:“這事不能讓你做,我自己能解”﹔燒傷女工王世芬的事跡披露后,他派自己的醫生多次去看望,聽匯報時連她的例假是否正常都要問到,他想得更多的是怎麼通過一個病人的治療積累護理經驗、檢驗藥物效果為更多的百姓造福。在我看來,總理每一次的真情流露,都是他和群眾感情連在一起的真實寫照。
有一次,我陪他從外面開會回家,在車上,他給我講起到石家庄視察時看到一個村子的房屋牆上用石灰水寫著“書記出巡地動山搖”八個大字,他邊說邊比劃:“每個字都有一米見方呢”,我隨口跟了一句:“那您去視察,還不得天翻地覆啊!”總理沒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怎麼能夠這樣呢?這樣的話干群關系不是顛倒了嗎?”他多次告誡國務院機關同志:不要有衙門作風,要認真傾聽群眾的呼聲。我們的值班室有一部外線電話,號碼公開,經常有人打進電話反映情況。我們曾請示他想換個號碼,可總理不同意,他說:“改了號碼群眾再有什麼事怎麼找我啊?”講述 紀東 撰文 馬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