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抵制冒進：要重工業，也要人民【3】

　　“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事件”

　　“波茲南”事件發生在1956年6月下旬，波蘭中西部城市波茲南斯大林機車車輛制造廠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減低賦稅的要求，因政府採取官僚主義的態度，工人們開始罷工並上街示威游行，最后政府實施武力鎮壓導致流血事件。這一事件的深層原因是，1948年以后，波蘭政府仿效斯大林模式，政治上實行專制主義的高壓統治﹔經濟上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結果出現了周期性的比例失調，生產下降、倒退。在國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上，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方針，造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市場商品緊缺。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在波蘭引起極大反響，人民內部長期積聚的不滿終於爆發。出於同樣的原因，當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更為嚴重的事件。

　　11月，中共舉行八屆二中全會，如何吸取波蘭、匈牙利事件的教訓，成為這次全會繞不開的議題。

　　周恩來向全會報告的主題是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他首先談了“波匈事件”的教訓。就經濟建設而言，周恩來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系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后果，就會導致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有鑒於此，對經濟建設的方針，周恩來著重強調要關注人民的當前利益。周指出：“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為人民謀長遠利益。為了保衛人民的福利和社會主義成果，必須依靠人民。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周恩來強調，我們的方針應該是：“要重工業，又要人民。”

　　有關經濟建設的速度，周恩來說，黨的八大提出“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寫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的時間是恰當的，現在看來，時間可能還要再長一點。周恩來提出，八大建議的經濟指標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都還只是個建議，“有某些達不到的指標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覺得是可以的”。“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八大的建議和農業四十條，是規定了每年進度指標的。這兩個文件經過我們研究以后覺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后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這樣就把我們的思想解脫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周恩來選集》下卷）

　　周思來提出1957年的方針是：保証重點，適當收縮。他說，從1955年底“反右傾保守”開始，經濟領域就刮起了冒進之風，1956年勢頭更猛。雖然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一再剎車，效果卻不理想。他列舉了1956年計劃的具體數字，說明各方面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周恩來說：“總的方面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茲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游行……”

　　由於復雜的歷史原因，周恩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治國理念，在此后的20年裡並未得到貫徹，其結果如鄧小平所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以告慰周恩來總理的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已經逐步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到了第一位。盡管現實的矛盾仍然很多，但老百姓的生活在這30多年裡，確實得到了很大改善。

　　作者系歷史學者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