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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6】

2019年07月25日16:4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

隨著“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為首的赴北京告狀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員,在上海西北郊30公裡嘉定縣境內與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滬線上一個小站安亭受阻后,臥軌攔截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制造了京滬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背著中央,置周恩來有關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並把這個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與工人座談時煽動說:“如果工廠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

更使周恩來為難的是,張春橋的處理意見后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安亭事件”雖然平息了,但鐵路交通卻更混亂了。在北京的周恩來極為焦慮。他打電話給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丕顯同志,你一定要保証鐵路運輸正常,不要讓他們把鐵路運輸搞亂了。”

幾天后,周恩來找到調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余秋裡、谷牧談話,要余秋裡抓緊准備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組織一個班子,研究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正在這時,陳伯達卻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主持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定》交給余秋裡、谷牧。這個《十二條規定》提出:“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等等。這個自稱“小小老百姓”的陳伯達,還脅迫余秋裡、谷牧在一個星期內提出意見,給予答復。顯然,陳伯達此舉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意見示威。

11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谷牧就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規定》匯報,並建議近日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研究工交系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周恩來同意把陳伯達的《十二條規定》拿到工交座談會征求意見。17日,在工業交通座談會上,參加會議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區主管工業的負責同志強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已使工交戰線出現混亂,許多大型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面臨停產、停運的危機。劉瀾波、呂東、呂正操等部長們,在會上嚴厲批評陳伯達炮制的《十二條規定》,反對“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等條款。

11月19日,周恩來親臨工交座談會。他指出,工交戰線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特點,要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人要堅持8小時工作制,不能擅自脫離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串聯。” 他還告誡與會干部,“現在的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家在抱定這種精神挺身而出為黨和國家利益,個人被沖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和座談會上的意見,谷牧組織人員對陳伯達的《十二條規定》做了修改,改定為《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規定》),針鋒相對地指出: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工廠不能停產鬧革命﹔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活動,隻能在業余時間進行,8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聯等等。

陳伯達看到《十五條規定》后,惱羞成怒,立即將谷牧、余秋裡找到他的住處,要他們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陳伯達陰陽怪氣地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瞧不起。你們有什麼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聽了余秋裡、谷牧的匯報,周恩來說:“沒有這麼嚴重。”

11月22日,周恩來與李富春一同到毛澤東處,把這次工交座談會及《十五條規定》的情況做了匯報,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規定》。

但林彪、江青一伙卻不顧毛澤東的意見,肆意要把工礦企業搞亂,以便他們在亂中奪權。從不過問工農業生產的林彪,從12月4日至6日,卻親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會議開始時,谷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的《匯報提綱》,匯報了工交座談會和《十五條規定》。

谷牧匯報還沒講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紛紛起來指責。他們攻擊說:“如果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鬧一鬧,變修了,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他們胡說:《匯報提綱》“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張春橋氣勢洶洶地指著谷牧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陳伯達歪曲事實,頤指氣使地指責“發這個提綱是搞突然襲擊”。他說:“《匯報提綱》沒有同我們商量,特別是事先沒報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來清楚,他們一伙的攻擊矛頭,名為責難谷牧的《匯報提綱》,實際上是對准自己的。對陳伯達的無理指責,周恩來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搞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征求意見。我們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區、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來在會上講話,一面主動承擔責任,一面為主持和參加會議的同志開脫。他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獄,現在還有什麼舍不得的?要下決心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

會議最后由林彪做總結發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需要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他還針對周恩來多次講過的“大勢所趨,欲罷不能,勢不可擋,要因勢利導”,批駁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種革命進入到工業、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剎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在林彪的支持下,會議被迫通過了經修改過的陳伯達起草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六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的指示》。為此,“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全面進入廣大工礦和農村。

周恩來憂心如焚,他最為焦慮的是: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嚴重地破壞我國的生產力,從而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后果。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裡、谷牧、林乎加負責的“小計委”主持經濟工作,要他們住到中南海國務院院子裡,保持著國務院和各經濟部門及各省市的聯系,以維護生產的正常運轉。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農民不種田了,沒糧食吃了,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先后8次接見了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僅受到最高領袖接見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人數就達1100多萬。

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潮,潛伏著重大的事故隱患。全國紅衛兵的“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聯,給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鐵路運力帶來了極大的沖擊。這是周恩來早就預料到的。為使鐵路交通命脈不至於中斷,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鐵路運輸。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無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都要親自打電話追問,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勸說、教育或批評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晝夜。

沒想到,在全國的混亂逐漸加劇的情況下,鐵路的混亂也越發不可收拾。在鐵路系統,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們,氣焰越發囂張。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其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

此后,一場周恩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從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以至各行各業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更加泛濫,一場空前的社會混亂降臨全國。

周恩來所要解決的,是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周恩來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和痛苦!在全國的所謂“奪權斗爭”中,鐵路部門的奪權更甚。

大奪權風暴迅猛刮向全國各地,致使鐵路運輸陷於癱瘓、半癱瘓。鐵路部門大批各級領導干部相繼被奪權、揪斗﹔廣大職工或分裂成幾大派,或外出串聯,停產鬧“革命”,鐵路運輸生產大幅度下降﹔保証鐵路正常運輸的各種規章制度,被當作“修正主義管、卡、壓”,難以執行。大奪權使高度集中、統一的鐵路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鐵路干線不時中斷、停運,待運的旅客和生產物資大量積壓。

1月19日凌晨,為恢復鐵路交通秩序,周恩來召集鐵道部聯絡站和長春、大連、齊齊哈爾、廣州、武漢等地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談話,對“停產鬧革命”提出嚴厲批評。他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1月27日晚11時至28日晨7時,周恩來接見鐵路系統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鐵道部造反派的奪權錯誤,責令他們“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証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交通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2月1日,他再次接見鐵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評說:“為什麼就聯合不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對鐵道部實行軍管。我給你們開過7次大小會議,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不可一刻中斷,你們有時就是不顧一切。你們想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要在腦子裡奪‘私’字權。”

周恩來採取種種措施,仍然沒能制止住鐵路交通停運。於是,他下定決心對鐵路系統實行軍管。當即將齊齊哈爾鐵路交通受阻的報告送給毛澤東。3月19日,毛澤東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迅速恢復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鐵路局,也應派出軍代表,吸取那裡的好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

遵照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周恩來主持起草一份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來召集這3個部的負責人和群眾組織代表開會,負責國務院工交、財貿、計劃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裡等同志出席會議。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的批示后,強調說:“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面軍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產搞好。鐵路、輪船、交通、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谷牧同志負責。”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顧毛澤東的批示,對實行全面軍管進行刁難、阻撓。林彪指責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他們還節外生枝,挑剔說:對軍管后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因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撓,對鐵路、交通、郵電軍管一再拖延,交通運輸受阻情況進一步惡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來接到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的一份緊急報告,其中反映:鄭州、徐州、蚌埠、金華、宣化等鐵路樞紐站段兩派武斗,炸毀機車,停止作業,致使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4條主要鐵路干線均處於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

這還了得,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沒有了,簡直無法無天。“必須發揮國家權力的強有力作用,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著緊急報告去找毛澤東。他說:“主席,鐵路交通關系到全國的經濟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局勢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的軍管,應立即實施,不可再拖。”毛澤東思索片刻,同意周恩來的建議。

告別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谷牧、余秋裡等人於當天下午到國務院開緊急會議。

對中央文革,周恩來採取了先斬后報的辦法。會后,他將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措施,連同鐵路中斷情況的電訊,一並送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並告:“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后再送閱。”

還沒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過來,第二天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國發出了《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達,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立即實施了軍事管制。

(責編:張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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