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6】

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

隨著“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為首的赴北京告狀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員，在上海西北郊30公裡嘉定縣境內與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滬線上一個小站安亭受阻后，臥軌攔截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制造了京滬線中斷31小時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張春橋竟背著中央，置周恩來有關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的電告不顧，與王洪文等造反派頭頭串通一氣，公然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並把這個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張春橋與工人座談時煽動說：“如果工廠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

更使周恩來為難的是，張春橋的處理意見后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安亭事件”雖然平息了，但鐵路交通卻更混亂了。在北京的周恩來極為焦慮。他打電話給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丕顯同志，你一定要保証鐵路運輸正常，不要讓他們把鐵路運輸搞亂了。”

幾天后，周恩來找到調國務院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余秋裡、谷牧談話，要余秋裡抓緊准備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組織一個班子，研究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正在這時，陳伯達卻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主持起草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定》交給余秋裡、谷牧。這個《十二條規定》提出：“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等等。這個自稱“小小老百姓”的陳伯達，還脅迫余秋裡、谷牧在一個星期內提出意見，給予答復。顯然，陳伯達此舉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意見示威。

11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谷牧就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規定》匯報，並建議近日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研究工交系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周恩來同意把陳伯達的《十二條規定》拿到工交座談會征求意見。17日，在工業交通座談會上，參加會議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區主管工業的負責同志強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已使工交戰線出現混亂，許多大型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面臨停產、停運的危機。劉瀾波、呂東、呂正操等部長們，在會上嚴厲批評陳伯達炮制的《十二條規定》，反對“允許學生到工廠串聯”、“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等條款。

11月19日，周恩來親臨工交座談會。他指出，工交戰線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特點，要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人要堅持8小時工作制，不能擅自脫離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串聯。” 他還告誡與會干部，“現在的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家在抱定這種精神挺身而出為黨和國家利益，個人被沖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和座談會上的意見，谷牧組織人員對陳伯達的《十二條規定》做了修改，改定為《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規定》），針鋒相對地指出：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工廠不能停產鬧革命﹔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活動，隻能在業余時間進行，8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聯等等。

陳伯達看到《十五條規定》后，惱羞成怒，立即將谷牧、余秋裡找到他的住處，要他們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陳伯達陰陽怪氣地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瞧不起。你們有什麼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聽了余秋裡、谷牧的匯報，周恩來說：“沒有這麼嚴重。”

11月22日，周恩來與李富春一同到毛澤東處，把這次工交座談會及《十五條規定》的情況做了匯報，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規定》。

但林彪、江青一伙卻不顧毛澤東的意見，肆意要把工礦企業搞亂，以便他們在亂中奪權。從不過問工農業生產的林彪，從12月4日至6日，卻親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會議開始時，谷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的《匯報提綱》，匯報了工交座談會和《十五條規定》。

谷牧匯報還沒講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紛紛起來指責。他們攻擊說：“如果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鬧一鬧，變修了，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他們胡說：《匯報提綱》“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張春橋氣勢洶洶地指著谷牧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陳伯達歪曲事實，頤指氣使地指責“發這個提綱是搞突然襲擊”。他說：“《匯報提綱》沒有同我們商量，特別是事先沒報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來清楚，他們一伙的攻擊矛頭，名為責難谷牧的《匯報提綱》，實際上是對准自己的。對陳伯達的無理指責，周恩來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搞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征求意見。我們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區、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來在會上講話，一面主動承擔責任，一面為主持和參加會議的同志開脫。他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當年打仗的時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獄，現在還有什麼舍不得的？要下決心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

會議最后由林彪做總結發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說：“這次工交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需要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他還針對周恩來多次講過的“大勢所趨，欲罷不能，勢不可擋，要因勢利導”，批駁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種革命進入到工業、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剎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

在林彪的支持下，會議被迫通過了經修改過的陳伯達起草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六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革大革命”的指示》。為此，“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全面進入廣大工礦和農村。

周恩來憂心如焚，他最為焦慮的是：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嚴重地破壞我國的生產力，從而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后果。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裡、谷牧、林乎加負責的“小計委”主持經濟工作，要他們住到中南海國務院院子裡，保持著國務院和各經濟部門及各省市的聯系，以維護生產的正常運轉。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農民不種田了，沒糧食吃了，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澤東已經先后8次接見了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和紅衛兵，僅受到最高領袖接見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人數就達1100多萬。

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潮，潛伏著重大的事故隱患。全國紅衛兵的“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大串聯，給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鐵路運力帶來了極大的沖擊。這是周恩來早就預料到的。為使鐵路交通命脈不至於中斷，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鐵路運輸。他每天都要親自看《鐵路運輸簡報》，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對策。無論哪個地方交通中斷，他都要親自打電話追問，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勸說、教育或批評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晝夜。

沒想到，在全國的混亂逐漸加劇的情況下，鐵路的混亂也越發不可收拾。在鐵路系統，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們，氣焰越發囂張。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其中用毛澤東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號召：“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

此后，一場周恩來做夢也想不到的全面奪權風暴，在全國掀起，從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以至各行各業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更加泛濫，一場空前的社會混亂降臨全國。

周恩來所要解決的，是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周恩來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和痛苦！在全國的所謂“奪權斗爭”中，鐵路部門的奪權更甚。

大奪權風暴迅猛刮向全國各地，致使鐵路運輸陷於癱瘓、半癱瘓。鐵路部門大批各級領導干部相繼被奪權、揪斗﹔廣大職工或分裂成幾大派，或外出串聯，停產鬧“革命”，鐵路運輸生產大幅度下降﹔保証鐵路正常運輸的各種規章制度，被當作“修正主義管、卡、壓”，難以執行。大奪權使高度集中、統一的鐵路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鐵路干線不時中斷、停運，待運的旅客和生產物資大量積壓。

1月19日凌晨，為恢復鐵路交通秩序，周恩來召集鐵道部聯絡站和長春、大連、齊齊哈爾、廣州、武漢等地鐵路部門的職工代表談話，對“停產鬧革命”提出嚴厲批評。他說：“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現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丟開業務不管，這是要批判的。丟開業務鬧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嗎？現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說服出來串聯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把自己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搞好。”

1月27日晚11時至28日晨7時，周恩來接見鐵路系統造反派代表，嚴厲批評鐵道部造反派的奪權錯誤，責令他們“要立即成立一個業務小組，晝夜值班，保証業務不中斷。我每分鐘打電話都要有人，鐵路交通一時一刻也不能停下來。”2月1日，他再次接見鐵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評說：“為什麼就聯合不起來?再這樣下去，我要對鐵道部實行軍管。我給你們開過7次大小會議，強調全國交通大動脈不可一刻中斷，你們有時就是不顧一切。你們想想，是一個單位重要還是全國重要?是一個人重要還是七億人民重要?要在腦子裡奪‘私’字權。”

周恩來採取種種措施，仍然沒能制止住鐵路交通停運。於是，他下定決心對鐵路系統實行軍管。當即將齊齊哈爾鐵路交通受阻的報告送給毛澤東。3月19日，毛澤東批示：“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接管，迅速恢復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鐵路局，也應派出軍代表，吸取那裡的好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隻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

遵照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周恩來主持起草一份對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來召集這3個部的負責人和群眾組織代表開會，負責國務院工交、財貿、計劃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裡等同志出席會議。周恩來宣讀了毛澤東的批示后，強調說：“經我們研究，鐵路、交通、郵電要實行全面軍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歸軍隊管，現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擱了，無論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產搞好。鐵路、輪船、交通、碼頭、汽車、港口、運輸公司，派軍管小組或委員會先管起來，由谷牧同志負責。”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顧毛澤東的批示，對實行全面軍管進行刁難、阻撓。林彪指責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他們還節外生枝，挑剔說：對軍管后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持“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因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撓，對鐵路、交通、郵電軍管一再拖延，交通運輸受阻情況進一步惡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來接到國務院聯絡員辦公室的一份緊急報告，其中反映：鄭州、徐州、蚌埠、金華、宣化等鐵路樞紐站段兩派武斗，炸毀機車，停止作業，致使京廣、津浦、隴海、浙贛等4條主要鐵路干線均處於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

這還了得，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沒有了，簡直無法無天。“必須發揮國家權力的強有力作用，對鐵路交通的軍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來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著緊急報告去找毛澤東。他說：“主席，鐵路交通關系到全國的經濟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局勢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的軍管，應立即實施，不可再拖。”毛澤東思索片刻，同意周恩來的建議。

告別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谷牧、余秋裡等人於當天下午到國務院開緊急會議。

對中央文革，周恩來採取了先斬后報的辦法。會后，他將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和會議商定的措施，連同鐵路中斷情況的電訊，一並送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並告：“擬為此事再發一告鐵路輪船職工書。定稿后再送閱。”

還沒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過來，第二天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國發出了《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達，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立即實施了軍事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