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3】

“文革”中的周恩來殫精竭慮保護干部

1966年12月2日，周恩來審閱新華社報道11月28日“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的新聞送審稿時，在其中點名稱彭真、劉仁、鄭天翔、萬裡、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和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齊燕銘、田漢、陽翰笙等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3處文字旁畫了雙線。隨即，他將閱后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並附信說明：“這一報道，已經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志審定。在第七、九、十三頁中有3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澤東在審閱時，把這3處點名批判的人名勾去，並批示： “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周恩來閱后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發表”。

12月4日，周恩來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動下，一伙造反派於凌晨揪走了彭真、劉仁、萬裡、林默涵、夏衍、田漢、許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卻對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說：“小將們干得漂亮！群眾起來了，你們想保也是保不住的。這一下你這個衛戍司令也甘拜下風了吧！”周恩來當即嚴肅指出：“不能隨便把人抓走！”同時，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來，並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向有關紅衛兵組織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況查明后，周恩來嚴厲批評這種綁架行徑，勒令他們不要搞游街示眾，將被揪走的領導同志立即放回。隨后，他又指示衛戍區制訂保護方案，保衛好他們的安全。經周恩來批准，衛戍區把這些同志護送到安全住地。

當時，國務院各部的部長們幾乎都成了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靶子”，隨時可能把他們揪出去批斗一番。這一批部長級的干部，既要堅持工作，又要參加勞動，還要接受批判，許多人精神上體力上難以支撐。周恩來怕這些部長們承受不了，心痛地說：“他們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應該把他們接進中南海休息。”但是，對外又不能公開講，隻好讓秘書發通知，以開會或寫檢討的名義輪番請這批部長們住進中南海“工字樓”宿舍。這樣，他們進來幾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規定時間送回來，身邊同志稱之為“倒班出去”。對有些部長，他還特別叮囑，不要輕易出去，要離開中南海須經過他批准。一時間，中南海“工字樓”成了一些部長的“避難所”。

1967年1月30日，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從四川、雲南、貴州考察“三線”建設情況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被國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來派到各部委的聯絡員得知后，立即向他報告。他對聯絡員說：你趕快找建委機關的造反派交涉，要他們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說總理要聽谷牧關於“三線”建設情況的匯報。第二天，造反派們開完批斗谷牧的會后，不得不按照周恩來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門，交給周恩來的聯絡員。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來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暫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時明確指出：“谷牧不是‘黑幫’！谷牧的問題我早就講過了，他犯了錯誤，應該讓他向建委的同志檢討。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掌握的材料說明，谷牧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他在國務院有工作，要他檢查，可以定好時間，不要揪來揪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相當多的愛國民主人士受到嚴重沖擊和殘酷迫害。為保護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愛國民主人士，周恩來沖破重重阻力，排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千方百計地竭誠保護他們。

“文革”發難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休養。當時，紅衛兵橫沖直撞，到處抄家、揪人、批斗。周恩來考慮張治中性格剛強，擔心他對突然襲來的“文革”狂飆沒有思想准備，怕他回京后遭受紅衛兵沖擊而發生意外。於是，周恩來想法提前給他打招呼，向他介紹一些“文革”發動以來的情況。他決定安排中共中央統戰部派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向張治中等愛國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時，周恩來對張治中家也採取了保護措施，由北京衛戍區派1個連和1個營部住在張治中等愛國人士家的附近。戰士們身穿便衣，佩戴紅袖章，同前來的紅衛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張治中剛回到家，紅衛兵就來“造反”、抄家，先后來過5次。紅衛兵第2次來抄家時，竟然指著張治中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張治中憤怒地從靠椅上顫抖著站起來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張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來得知很氣憤。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他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証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

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縱容下，紅衛兵們還多次要揪斗張治中。對此，周恩來深感不安。為了保護張治中，他進一步採取措施，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找一位負責同志把張治中秘密護送到解放軍三○一醫院，隻允許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同他聯系。

同年8月29日夜間，全國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的家裡來了一伙氣勢洶洶的紅衛兵，他們來自北京大學經濟系，手持“紅寶書”向84歲高齡的章士釗和他的全家宣讀“革命道理”，旋即開始了一場所謂的“革命行動”。

紅衛兵在查抄章士釗家裡的東西時，發現了毛澤東與章士釗的合影及寫給章士釗的信札，這才感覺到章士釗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斂了一些。

紅衛兵走后，章士釗氣得發抖，他顫悠悠地從臥室裡走出來，有氣無力地對孩子說：“拿紙筆來。”女兒不知道他要干什麼，關切地說：“休息吧，明天再寫！”章士釗堅決地說：“不，現在寫，給毛主席寫信！”

這封求救信寫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紅衛兵來抄家時的粗暴情景，並懇求毛澤東在“可能范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毛澤東當天就收到了章士釗的信，生氣之余，便當即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周恩來見到毛澤東的批件后，首先嚴厲批評了策劃組織這次查抄活動的有關人員，並立即要求把抄走的東西全部歸還，並派兩名解放軍戰士到章家負責保衛工作，且將章士釗秘密轉送到三○一醫院加以保護。同時，周恩來就此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在這份名單中直接點出名字的有13位高級民主人士，他們都是在國內和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

名單寫好后，周恩來指示秘書通過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統戰部，讓他們落實具體措施。

負責辦理保護事宜的中共中央統戰部，此時已處於自身難保之勢。中央統戰部的領導們有的被批斗，有的靠邊站。接到總理指示后，他們心裡明白，周恩來這一招，實際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義賦予幾乎陷於癱瘓狀態的中央統戰部一種特定的政治權力。

照著周恩來擬定的名單和中央統戰部根據批示的原則提出的全部人員的詳細名單，一張由周恩來親自布置的保護干部網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