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救火隊長"周恩來如何在"文革"中苦撐危局【2】

保護“三老四帥”過關

“文革”進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直至基層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全國性動亂急劇蔓延。這引起一直為動亂局面深深憂慮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他們忍無可忍，與中央文革的尖銳沖突一觸即發。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開展“四大”問題。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軍隊不能特殊”為由，繼續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在會上，陳伯達、江青、葉群等人又節外生枝，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進行突然攻擊。對此，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3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一亂，將無法擔負保衛國家、抵御外敵入侵的重任。在兩種意見激烈爭執當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澤東在得知“大鬧京西賓館”的情況后，想去聽聽不同的意見。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們，見到毛澤東心情十分激動，紛紛向他匯報部隊在“文革”中遇到的問題和造成的危害，訴說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批斗的情況。毛澤東插話說：“那還了得！到處抓人怎麼行？……不能過頭了，不能搞逼、供、信！” 並對他們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軍委擬定了“八條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討論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稿。會上，文革小組成員不同意刪除“要歡迎左派沖擊(軍事機關)”的內容。當天下午，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碰頭會討論情況。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周恩來同幾位老帥一起研究審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稿時，刪去了第5條中的“今后右派沖擊要抵制，左派沖擊要歡迎”的內容。毛澤東審批時加寫了一句話：“今后則一律不許沖擊。”並批示： “很好，照發。”當天，中央軍委頒布了“八條命令”。

這年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出席會議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通稱“三老四帥”）、余秋裡、谷牧等，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等。會議原定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但會議開始后，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干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以“三老四帥”等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為另一方，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

葉劍英指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干什麼？”陳伯達辯解說：“不要忘記，馬克思高度贊揚了巴黎公社原則，這些在馬克思著作裡都有詳細論述。”

葉劍英不無諷刺地質問他：“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指揮軍隊嗎？”康生蠻橫地指責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麼了不起！”

隨后，聶榮臻怒斥陳伯達、康生等文革小組成員說：“你們不能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對他們的爭論自始至終既沒有制止，也沒有發表意見，實際上是默許幾位老帥“放炮”。只是在結束會議時，周恩來才寓意深長地說：今天的議程上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在以后再說。

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斗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會議原定的議題是討論國務院各口“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和有關“文革”的6個政策性規定文件。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先念、余秋裡等，按捺不住滿腔怒火，對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一伙亂黨亂軍、殘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惡行徑，進行義正詞嚴的批判。

譚震林怒斥張春橋等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譚震林越說越氣，怒從心底起，氣憤地喊道：“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斗爭到底！”他說完，站起來就要走。這時，周恩來大聲叫他回來。陳毅勸說：“不要走，要跟他們斗爭！”接著，陳毅回顧延安整風的情況，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著毛澤東的旗號進行亂黨亂軍的行徑。他說：“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歷史不是証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后還要看，還會証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周恩來插話強調，延安整風還要肯定。

接著，葉劍英說：“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干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証，怎麼做工作？”

李先念針對謝富治的插話說：“你不要和稀泥！現在是全國范圍內的大搞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會上，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除了3次簡短插話外，既沒有阻止那些奮起抗爭的老同志言辭激憤的發言，也沒有因此中斷會議進行，他對“三老四帥”的抗爭是同情和支持的。

誰也沒有想到在碰頭會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帥”面臨著滅頂之災，當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對整理了中央碰頭會的記錄，並與江青密謀后，由江青安排他們向毛澤東告“三老四帥”的狀，並把周恩來也置於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他一改平日談笑風生的態度，面帶怒容，語氣嚴厲地指責“三老四帥”：“你們究竟想干什麼？這無非是搞宮廷政變，想讓劉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為什麼沒過幾天，你們就反對十一中全會的決定？為什麼陽奉陰違，出爾反爾呢？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你們也是贊成的，我沒看過你們誰投過反對票，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真的發動起來之后，你們又反對呢？”

是啊，為什麼當初同意，現在又反對呢？老帥們哪裡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這麼個搞法！無論他們怎樣向毛澤東解釋，正在火氣頭上的毛澤東還是不耐煩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反對“文化大革命”，那辦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的話如此嚴厲，火氣如此之大，這是周恩來沒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這個時候與毛澤東硬頂，隻會加重事態的嚴重性，必須保存實力，保護老同志們過關。周恩來清楚，辦法隻有一個：先把責任承擔下來，“檢討”過關，再做打算。

周恩來巧妙地替老同志們說話：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后，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做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查。

毛澤東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議下，會后召開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對“三老四帥”的批判不斷升溫。

周恩來怕“三老四帥”們出事，私下裡向他們提出了3條建議：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斗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麼！

“三老四帥”們明白了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后，與周恩來一起做了做檢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來又考慮，必須讓老同志們有個出頭露面的機會。不久，迎來了1967年的“五一”節。每年在這樣的重大節日裡，中央有個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都要上天安門與民同樂。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否上天安門“亮相”，成為判定某人是否“有問題”的一個“標准”。

“五一”節是個機會。周恩來在提出上天安門的名單時，有意把參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經毛澤東批准，被指責參與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們都在勞動節那天登上了天安門。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罷休，他們並沒有放過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為此，周恩來又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一方面對老同志們的生活和處境極為關心，另一方面艱難地努力，為他們恢復名譽、出來工作掃除障礙。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筆者專訪而回憶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說：“當年，總理再三叮囑我們，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護好老帥們。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裡的安全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做指示。”

1967年建軍節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機沖擊軍隊高級干部。徐向前元帥等人的行動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會前夕，周恩來擔心老帥們在出席招待會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衛戍區領導：徐向前等同志必須去參加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証他們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囑托衛戍區：一定要保証徐帥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為保証老帥們的安全，周恩來想了很多細致的辦法。據傅崇碧回憶，僅送徐帥回住處就頗費心機：“我們考慮，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衛，協同有關單位，用3輛警衛車跟著他，並兜了個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來自己曾幾次談到過對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志的保護，在他看來：對陳毅、譚震林“保”得“最多”，對聶帥則“保”得“最早”，對余秋裡、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二月逆流”才終於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