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延赤
2019年06月04日11:4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作者 權延赤,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總理,我來了。”陳毅以軍人的標准姿態進門報告。他平時隻有見毛澤東是這樣子,和總理私交深,一般不這樣,今天確實例外。
“你無組織無紀律!”總理的濃眉毛剎那間揚起,目光灼灼,朝著陳毅急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猛地又停住腳步,用力盯一眼陳毅,車轉身又是幾個急步,站到辦公桌旁。我們以為總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將拍過桌子,嚇得那個大將臉色蒼白,站立不住,泄氣地一屁股坐到了沙發上。拍完大將這次就該拍元帥……可是,這次總理沒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對著陳毅虛握了拳,砰砰砰地敲了三聲桌子:“這是不允許的!”
還好,敲得不狠。但陳毅臉色已經變白,本來有些低垂的頭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像那三聲是敲在腦殼上,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繃繃緊,站得更加筆直。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的四川腔聽上去別有一番誠懇、令人愛惜的韻味。
“就這一句就完了?”總理轉身,犀利的目光逼迫著陳毅,聲色俱厲,聲音很大:“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裡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總理以新的激烈的勢頭講。他的聲音很少這麼大,抽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緒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著陳毅,目光和聲音都放緩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匯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討。”
陳毅元帥走了。當時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總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小心翼翼向總理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我們在場人一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裡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我借機也小聲說:“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匯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總理氣已經消了,搖搖頭說:“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總理發脾氣也是分場合、分對象的。他不會向外賓發脾氣,也不會向基層干部更不會向群眾發脾氣。他隻對犯有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發脾氣,隻向自己親近的身邊人發脾氣。這同一般中國人的習慣是一致的,因為親近的人彼此了解,發發脾氣不會產生什麼隔閡,彼此容易理解。
總理跟鄧大姐鬧點脾氣時,表現是“拂袖而去”,脫離接觸,過那麼幾小時,雙方氣就消了,再見面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總理跟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發脾氣,表現就又不同了。因為我們整天和總理“泡”在一起,十幾個秘書一天到晚輪番跟他打疲勞戰,太親太近了,無須任何顧忌,所以發起脾氣也隨便些,不必“注意影響”。
若是我們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錯,總理發點脾氣,這是沒什麼話好講。我要講的是,有時總理在外面生了氣,遇上不順心的事,回來偶爾也會對我們批評幾句。大凡世間,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無二致。生活中許多人在外面遇到不順心的事,回到家來或見了親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現嗎?我們的總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后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著,心裡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麼,在什麼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一種什麼精神。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隨行人員中有警衛喬金旺。
喬金旺是1947年參軍的老同志,給朱總司令站過崗,給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衛,也在總理身邊當過衛士,是個老實、謹慎,富有經驗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氣不好,刮一夜大風。總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時熄了燈,天剛亮屋門就打開了。
總理起床有清嗓的習慣。聽到清嗓的咳聲,老喬就走過去,怕總理有事。
“昨天夜裡誰值班?”總理問。
“我值班。”老喬心裡有點犯嘀咕。因為見慣了微笑的總理,和藹可親的總理,所以總理隻要臉色一陰沉,人們就會感到分量重。可能夜裡沒睡好?
喬金旺剛想到這裡,總理已經板著臉說:“昨晚你沒把門關好,響了一夜。”
“是……總理。”喬金旺嘴裡應著,心裡有點想法。所有身邊工作人員都知道總理睡個覺不容易,腦子總是興奮過度,所以入睡很困難。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樣每晚三次服安眠藥,他隻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誤事,所以到睡覺時,值班警衛都是認真關緊門窗,鎖好門,鑰匙帶在手上不敢稍有鬆懈。老喬是個仔細人,怎麼可能沒關緊門窗呢?但他不能解釋。我們都有經驗,總理批評你時,有理也不要當時辯解,那樣反而更惹總理生氣。叫他全說完了,氣就消了,過后再辯解,他就會完全站在你這一邊,檢討自己主觀。糟糕的是,總理這次沒把話說完,當然也就沒消氣,隻說那麼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鄧大姐來了,對喬金旺說:“昨晚總理沒有休息好,說門總是響,生氣了。”
喬金旺張了張嘴,心有委屈沒說出口,可那個嘴巴的形狀已經表明了心情。
實在說,我們這些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把西花廳叫“家”,也真是當家來看,比如說“×××留家裡”,那就是留在西花廳,決不會想到另一個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廳的人也確實親過一家人。在這個家裡,總理可以無拘無束地笑,無拘無束地生氣。他把頭朝后仰著開心大笑時很有點孩子般的天真爛漫,他嘟起嘴巴獨個兒生悶氣時,也確有點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這個印象不隻我一個人有,在西花廳生活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人都會有這個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蕩起陣陣漣漪。逢了這種家裡人生氣的情況,鄧大姐就更像個大姐姐了,她總要從中做些排解調和工作。這邊說幾句,再去那邊說幾句,保持了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溫馨。
“老喬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著去了,留在家裡檢查一下門窗,看看什麼地方關不嚴就叫人來修一下。”
“好吧。”喬金旺嘴裡應著,臉色已經變得難看。他明白這是總理不叫他去了,看來真發脾氣了。於是喬金旺心裡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強烈了。
鄧穎超並不急,像是早有准備,微微一笑,貼近老喬低聲說:“門響是刮大風的緣故,不是你的責任。總理跟阿爾巴尼亞的同志談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氣,懂嗎?”
就這幾句話,喬金旺馬上笑了,全身輕鬆。大家早有經驗了,阿爾巴尼亞的客人走后,總理肯定會找喬金旺說上一句:“這不是對你的,你們也體諒體諒我,不要放心裡去。”
總理不向外賓發火,但也可能當著外賓面向“自己人”發火。當然,這種外賓都是相當熟悉的外賓。
一次,越南領導人長征來訪。越南領導人來訪,幾乎十次有十次是要東西。我們抗美援越無償援助了200個億的美元,還不算吃穿的錢,但他們從來沒表示過滿意,每次來都嫌給得少,常常談得不愉快。
談得不好也得吃飯。周恩來陪長征吃工作餐。女服務員端來擦手毛巾,周恩來使眼色叫她先給長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總理就多次給負責接待工作的同志講,服務應該“先賓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要保持發揚﹔后一句是現代文明,是對封建思想重男輕女的實際批判,要切實做到。總理是親自並且是專門地講了這個服務原則,負責接待工作的服務員應該個個明白,已經保持多年成為傳統了麼。可是這次這位女服務員也絕了,沒經驗、沒眼色、腦子裡還缺根弦。總理那麼使眼色,她光是發愣,愣得沒反應,舉著盤子又給周恩來遞毛巾。
總理不接盤子裡的毛巾,眉頭皺起來,再次朝長征那邊眼色示意。
女服務員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盤子舉到周恩來面前。
實在說,我們旁觀者都心裡起火了,少見這麼笨的人,居然還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們起火的同時,周恩來也突然發火了。我跟隨他幾十年,第一次見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務員發火。他的濃眉毛一揚,眼睛睜出鮮明的棱角,含了怒氣斥責一聲:“豈有此理!”
隻這四個字,女服務員就受不了啦,端著盤子跑下來哭,哭得好傷心呢。
接待科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趕來問:“怎麼了,哭什麼?”
女服務員抽泣道:“豈、豈、豈有此理。”
科長也被女服務員的木訥激得起急:“誰豈有此理?到底怎麼回事?你說清楚!”
“總、總理說我、我豈有此理。”
“你出什麼問題了?”科長頓時緊張。他明白,總理輕易決不會這麼說,何況還是當著外賓的面。
“我給、給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沒先給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裡就是總理,總理官大,你不是說……”
“按職務是對內。我反復講,不管誰官大,有外賓要先給外賓,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沒、沒外賓,就一個首長,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訴你那是長征同志!”
“長、長征的同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