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私人資本主義的利用和限制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採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充分調動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使新中國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迅速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為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私人資本主義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對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如何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學術界在論述中國共產黨“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時，普遍的傾向是把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利用資本主義與限制私人資本主義兩種策略對立起來，一般隻關注、研究中國共產黨在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筆者認為，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作為一項戰略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中共實施“限制私人資本”，乃是利用資本主義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迅速實現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與黨採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充分調動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是分不開的。

　　一、“限制私人資本”是利用資本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以往舊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頁。在經濟上，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為了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因素起決定和領導作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革命會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開拓更廣闊的道路。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指除壟斷資本以外的一般中等規模的和小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產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既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也有其消極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私人資本的保護政策中已含有限制的內容，即主張節制私人壟斷資本，但當時主要是利用，限制的內容僅僅隻針對於壟斷性的企業。

　　中國共產黨關於限制私人資本主義思想的首次闡述見於1948年9月15日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綱》指出：“為了使私人資本不起這種有害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且還要使它成為國營經濟在組織小生產者的合作事業中的一個幫手，我們對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適當地加強國家的管制與監督。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放任自流的態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險的，也是很錯誤的。”“我們在經濟政策上必須實行一條明確的階級路線。這條路線應該是：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地發展並緊緊地依靠群眾的合作社經濟，扶助與改造小商品經濟，容許與鼓勵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防止與反對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投機性與破壞性，禁止與打擊一切有害於國計民生的投機操縱的經營。”(《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415—416頁。)《提綱》還特別提出：“我們如果把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等同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向資本家的要求表示無原則的讓步，向小資產階級的弱點表示投降，那我們就不可能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不能加強反而削弱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而在實際上則是建設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張聞天選集》，第416頁。)

　　毛澤東在同年10月給劉少奇的信中，對東北局報送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作了修改，把“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他解釋說：“因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要達到這一點，必須經常和企圖脫出這條軌道的私人資本做斗爭。而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爭將是經常不斷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限制資本主義”的思想被寫進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裡：“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也不是如同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業及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而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的。……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很快地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593頁。)

　　以上觀點表明，中國共產黨在“保護民族工商業”方針的基礎上，適時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思想。也就是說，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已經明確認識到：對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要加以限制和淘汰，更多地推動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樹立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優勢地位，從而確保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

　　1952年1月5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4次常務委員會上說：“人民政府所保護和歡迎的是那些擁護《共同綱領》，服從政府法令的工商業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領導和限制而想自由發展、盲目生產，貪圖暴利的工商業家。中國的工商業家如果按《共同綱領》的方向發展，遵守國家政策法令，服從國營經濟和國家生產計劃的領導，那麼，他們的出路是光明的，他們不但在目前時期可以充分地發展他們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而且在將來全國轉入社會主義的時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機會，並且可以保留他們的消費財產。”《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頁。周恩來還指出：“私人經濟事業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領導而任其自由發展，則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將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將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回復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經濟。”(《周恩來選集》下卷，第82頁。)

　　周恩來的講話說明，中國共產黨正是從戰略高度來認識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現實意義的。而這個戰略思想又是基於一個根本認識，那就是如何看待新中國的社會基本矛盾。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聲明，新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問題上統一了認識。因此，我們更能理解劉少奇在1948年12月22日講到的：“革命勝利了，資本主義是要發展的。我們是否允許它發展？允許。在一定范圍以內允許它發展，這種有限制的發展，用不著我們害怕。但不能不加以限制，不限制便可怕。因此，在革命勝利后，我們對資本主義是採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大圈子內。它一定要超出，我們一定不准超出，這是一個長期的斗爭。允許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斗爭的口號。”(《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頁。)這段話中的一個關鍵詞就是這個“斗爭”。斗爭的結果如何呢？在中國共產黨看來，最后的勝利屬於新生的人民政權。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中清楚地指出：“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爭，開始造成了我們國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在‘三反’、‘五反’運動以前，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工人階級還沒有對於資產階級進行激烈的斗爭，資產階級就還保持著很大的威風。‘三反’、‘五反’的斗爭喚起了工人階級的高度自覺，打退了資產階級用‘五毒’行為向國家機關和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使資產階級原有的威風在絕大多數企業中掃地以盡﹔在一部分中小企業中資本家雖然還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過去大大低落了。”(《建國以來重要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頁。)這個決議很好地解讀了中國共產黨限制私人資本的戰略構想，即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資本主義，而最終的目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